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各行业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均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近期Delta变异毒株引发各国疫情的再次暴发和蔓延或将引发全球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构。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疫情持续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并通过畅通国际合作渠道、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工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防范并化解风险，以实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冲击。当前，全球60%的贸易往来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各国之间的产业关联日益密切。特别是在分工更加精细化的高技术产业，由于其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更深，在后疫情时代将受到更加持久和强烈的影响，也必然面临更多风险挑战，需引起我国相关产业主体的高度重视。

一、全球高技术产业链的发展现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疫情、自然灾害以及逆全球化等经贸摩擦的多重影响下，全球产业结构正面临加速调整和价值链体系的重构，呈现出去国际分工和区域化的新趋势。

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呈现去国际分工和内向化趋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显著增多，为了应对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部分跨国公司正在将原有的跨境纵向分工体系调整为企业内部纵向一体化模式，且开始实施更为体系化的供应链战略，以保障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内向化趋势不断加剧。

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区域集聚性增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运输服务与需求都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进一步加速了去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以往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生产环节，正逐渐向一国或相邻国家收缩以进行集中和集聚化生产，生产的碎片化趋势正在显现。

以上两类发展新趋势给我国相关高技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风险，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机遇。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充分识别、防范和化解高技术产业链可能面临的挑战，才能实现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高技术产业链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内、外双循环将受到零部件供给不畅、有效需求减少、知识循环受阻和内部生产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主要面临四类关键挑战。

第一，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加剧，将阻碍国际开放合作，致使产业链韧性降低。在国际政治环境恶化与全球经济产业链断裂的压力下，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寻求就近化和属地化的供应链重构，推动产业链布局“更加永久性的改变”。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链布局与投资。例如，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进口额在2019年下降了17%，并加大了对墨西哥的投资；西欧企业也加大了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日本企业则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整体上来看，当前全球经济正在从最初的扁平型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发展。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正在北美形成，欧洲则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区域正演化出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这将严重阻碍国际开放合作。尽管亚太地区的区域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近期Delta变异病毒在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暴发，使亚太区域的供应链很不稳定，全球高技术产业链韧性降低，风险提升。

第二，疫情国家的“断链”风险，使得我国供应链外循环面临着极强的不确定性。当前疫情重灾区的欧洲、美洲是中国重要的海外需求市场，且与我国产业关联较强。而东南亚、南亚各国是世界产业链中重要的生产和制造基地，对我国医药制造、智能终端制造和半导体制造等高技术产业有着直接影响。一方面，美欧疫情主要通过出口需求和核心零部件供给波及我国产业链发展。疫情暴发以来，欧美等国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生产停滞，失业率上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社会消费需求进一步受到严重抑制；此外，疫情的持续也将严重威胁我国高端处理器芯片等关键核心电子器件、中间品与高端装备产业链的供给，从而给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造成实质性冲击。另一方面，亚洲区域的疫情则直接造成我国相关高技术产业的“断链”风险。印度及周边东南亚国家在新一轮疫情的打击下国内生产和供应的停滞风险大幅提升，增加了我国产业链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尤其是我国创新内循环牵引作用有限的创新密集型行业对外部循环的稳定性需求更强，产业链脆弱性将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凸显。

第三，日趋严格的跨境管制措施，或将引发我国高技术产业知识链外循环受阻。后疫情时代，为控制疫情的跨国扩散，各国加强了海关监管和人员出入境隔离、管制政策限制，全球高技术产业关键元器件和中间产品的供应面临中断，人员跨境交流不畅，这使我国关键产业的知识链外循环严重受阻。尽管当前成熟的数字化技术能够支持分散和远程合作，数字化沟通和线上服务的比重日益提高，但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某些关键生产环节的技术知识流通仍需要现场洽谈和面对面指导。例如，对精密电子零件生产线而言，一个专业的工程师至关重要，生产线、装配线和最新机器都无法在脱离专业顾问现场指导的情况下安装运行。此外，在远程虚拟环境下，高技术产业中隐形知识的流动效率极低，跨区域合作和创新的成本较高，线上会议始终无法完全替代技术人员的线下交流。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外依赖性较强的背景下，疫情防控的人员流动管制造成的知识链外循环不畅将对我国产业链造成较大潜在冲击。

第四，我国高技术制造环节的数字化能力和平台仍不健全，产业内循环基础能力欠缺。基于5G的数字化的远程服务和支持、物联网、工业自动化、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手段，也是拉动各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助推器”。近几年来，数字化对高技术产业的渗透加快，但我国数字化基础技术体系薄弱，产业基础能力与结构发展欠缺。工业生产部分环节的数字化程度还不够高，自动控制和感知、核心软硬件、工业云赫尔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基础科学还存在着短板及底层基础能力不足，亟需进行产业基础再造。数字化能力和平台不健全、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内循环高质量发展造成阻碍，使我国高技术产业在疫情持续的背景下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我国高技术产业应对风险的对策建议

为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我国高技术产业应采取畅通国际合作渠道、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工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针对性地防范并化解风险，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畅通国际合作渠道，增强区域合作伙伴间战略互信与高效联动，保障产业链外循环多路径供给。为应对去全球化发展趋势，我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RCEP协定等，推动建立疫情背景下的战略互信与多边合作框架，为有条件的国家间人员往来提供“快速通道”和促进货物流通的“绿色通道”，尽可能加快恢复务实合作，并促进有关国家的核心生产要素、区域优势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衔接与整合，畅通各国和区域经济外循环，进一步提升国际开放合作新高度，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安全的冲击。此外，我国应充分发挥东亚、东南亚地区地理区位相近和世界生产制造中心的优势，增强区域合作伙伴间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合作，进一步加强我国在亚洲经贸秩序重构的核心作用，提升产业链的战略互信与高效联动。加深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价值链合作框架，优化与东盟各国在劳动密集型、区域生产型等行业的产能合作，推动区域贸易投资协议升级。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强化创新密集型行业（例如，化工、机械和设备、计算机和电子、汽车、运输设备、电力机械等）的产业链、创新链关联，补齐代表性创新密集型行业的短板，获得全球价值链治理方面的优势地位，实现话语权的提升和价值链位置攀升。 

第二，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产业链多环流体系。全面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完整产业链的良好基础，加快创新密集产业布局，重点围绕5G、半导体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产业部署创新链，逐步提高上游研发设计环节的自给率。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工程，加强产业链集群优势，系统梳理我国供应链高风险区间，对“卡脖子”关键领域持久攻坚，以锻造颠覆性、非对称的“杀手锏”技术，寻求关键零部件本土化供应的突破。通过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螺旋式推进，夯实国内经济循环产业基础。此外，针对欧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需求萎缩，积极推进国内产品供给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和协调，短期内给予出口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型企业深化对国内市场需求的理解，加强国内合作网络，扩大内销份额，纾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压力，提高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为国内经济循环营造良好的市场条件，进一步加快启动“内循环”发展。紧紧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第三，强化高技术产业人才体系建设，为保障知识链的高质量内外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当今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尤其是变异病毒的扩散和蔓延，进一步提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与全球各国加强联合防疫，形成抗疫命运共同体。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与国际社会形成更广泛联系，通过营造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健全的产业链配套等优势，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链集群。此外，要更加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应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推进出国留学人员、来华留学生、外国专家和外籍教师的回流工作，及时向海外留学人员、侨胞和外国人才发布招聘信息和优惠政策，有效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拓宽人才流动通道，为全球人才提供快速、安全的进出中国的人才通道和精准贴心的政策服务。努力在后疫情时代的人才流动大潮中大力引进人才，更广泛地利用外部资源，与全球形成更加紧密、统一的产业链和经济链，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知识循环微观基础。 

第四，完善工业生产中的数字化机制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内循环基础能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以疫情对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地位和产业稳定容错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工业系统的深度融合，支持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建设，构建安全、可信的工业大数据平台联通机制，占领高技术产业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一方面，要高质量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高端工业机器人国产化、高档数控机床开发与示范应用、工业基础软件自主能力提升为代表，加快自动控制与感知、核心软硬件、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能力和平台设施建设，对产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完善工业大数据标准体系，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工业生产中的数据流通和利用，依托工业大数据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充分整合、协同产业链，打通数据壁垒，通过畅通信息流通和数据流动，提升企业、行业和区域产业和全球价值链效率，有力拉动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