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放眼全球，经济先发国家都是利用全球人才资源作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后疫情时代全球人才竞争白热化，我国全球引才面临前所未有挑战，是退而采取独立自主的人才培育政策，还是进一步开放，坚持人才队伍建设国际国内双循环，值得我们审慎思考和抉择。

　英国推出无限额“全球人才签证”

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和经济优劣势区域重新布局，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追求供应链完整化，从全球化的支持者转向逆全球化或谋求与周边国家联合的区域化。人才战略性地位和价值也受到各国前所未有重视，各国纷纷开启新一轮人才战。比如，英国在2020年7月提出设立国家“人才办公室”，设立了3亿英镑基金支持各类研发机构，开放了无限额的“全球人才签证”，推出超常规的人才新政，不要求申请者来英前就有工作机会，简化一切繁文缛节，大力延揽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企业家。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人才竞争展现出更加严峻的态势。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其政府对中国采取了贸易制裁、高科技企业制裁、产业政策施压，并改变移民和留学政策，限制来自中国的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领域人才，限制中美间科技交流等扼制措施，这些扼制背后本质都是人才竞争。而且中美之争不单单是美国民粹主义抬头、学术界新麦卡锡主义兴起，更是其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引致的对中国人才的敌意和戒备。可以预见，中美高科技人才之争，并不会随着拜登上台而消失。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将常态化，中国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作为将受到极大挑战和钳制。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人才流动和分布呈现出新格局，人才国家间有形的物理流动显著降低，线上人才流动呈几何级数增长，人才共享、员工共享成为新趋势，人才主权时代快速到来。这意味着，人才已经进入全球竞争和共享并存时代，人才的获取、使用和占有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智力流动成为人才价值体现和保值升值的主要方式。可以说，当前我国人才工作既处于最好时代也处于最坏时代，如何化危为机，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全球一盘棋思维，是否在新一轮全球人才竞争中更加开放更加积极主动，而不是因为打压和钳制转而退缩与闭锁。

“卡脖子”困境其实是人才困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的创新力排名为第14名，但创新投入维度中的“人力资本与研究”（21位）、“制度”（62位）等要素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这一状况也可以从德科集团等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2020年中国人才竞争力在132个国家中排名仅为42。我国虽然拥有较为领先的基础教育系统，在知识技能等方面表现突出，但在吸引人才和职业及技术技能等指标上处于劣势。

科技竞争、创新竞争背后是人才竞争，我国当前各领域所遭受的“卡脖子”技术困境背后是人才和技术的不足。2020年6月，浙江省率先推出“揭榜挂帅”式人才遴选和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28家省级重点企业挂出29项技术需求榜单，向全球人才和团队发出“英雄帖”，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选拔出了有能力、有意愿的领军人才，有效实现了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这些实践探索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尝到了全球人才为我所用的甜头。

事实上，全球各创新策源地都具有人才国际化、多元化特征。以美国硅谷为例，近15年来，他们吸引了10万多名外国移民。硅谷现人口中的38%出生于国外，65%的计算机和数学相关领域人才来自国外，51%的自然科学研究人才出生在国外。我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不二之选。

积极构建人才发展新格局

人才竞争背后是制度竞争。国际经验表明国际人才竞争力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合力的结果。“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加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引才平台建设，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贯彻人才工作的国际国内双循环，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大力发展多梯次优质教育培育本土人才，另一方面加快修订、细化和出台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以国际惯例延揽全球高端人才。推动国内“双一流”高校与国际一流高校的多元合作，加快重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等高端平台建设，对标国际先进，瞄准国际一流高校，吸引STEM领域优秀硕士、博士毕业生来华工作。

创新人才政策，最大限度发挥用人主体作用，以更加积极举措参与全球人才竞争。“十四五”期间人才政策要更多从激励人才向激励用人主体和多元社会力量转型，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本土的猎头等人才资源中介组织跨国发展，支持中介组织在遵守竞业避止条款下为用人主体挖掘全球人才。鼓励各省市积极探索和升级企业外专、海外工程师项目等企业人才项目，支持各领域头部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各类人才集聚区域建设企业研究院、境外孵化器等，直接参与海外人才竞争。鼓励用人主体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管理机制，比如，建立资本与“智本”紧密结合的合伙人制来引留人才。

建设最优人才生态，以更加多元手段引留全球人才创业创新。城市相对于国家来说，在全球人才吸引上具有更大灵活性和适应新趋势新模式的能力，“十四五”期间要充分利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在城市品牌塑造、特色产业布局、创新要素整合以及行政效能提升、优质公共服务提供等举措上形成的优势，建设以城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人才最优生态。利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正在打造的创新策源地进行国际人才港建设，建设国际人才社区，营造多元文化、包容文化和高效率高品质的公共生活，形成让人才安居乐业的热土。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