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的重大时代背景。疫情影响长期化、数字化转型加速、“边界”冲突重构调整、中国崛起和欧美主导此消彼长、对国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内外部发展呈现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国际经济循环大调整、治理机制加速重构、国内经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升级、经济社会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要素布局网络化集中化并重、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提升、非经济因素对开放的影响突出、收入分配改善关键窗口期显现等十大趋势。需要立足国情实际，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谋划好“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开放经济和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强化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动经济尽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一、“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时代背景

“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续影响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3个百年大局相互叠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加速变革，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明显。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并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维持将近400年，在当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低点，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美国对中国遏制逐渐升级，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总量同美国日趋接近。2019年，中国GDP接近美国的67%，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从历史上看，GDP超过美国60%是一道红线，苏联和日本GDP超过美国60%后，美国都加大了遏制力度，这与追赶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韬光养晦”并无直接关系。同时，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美国还可能选择向外转移矛盾，中国将面临政治、经济、外交、舆论以至于军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

三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在全球生产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等突飞猛进，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在信息技术发展上具有独特技术代际跨越和市场规模优势，尤其是在部分新兴领域已经站在了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许多我们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为现实，使体制机制有了更多的创新空间。

（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并将加剧全球变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为检验各国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对全球治理带来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曾经数次发生席卷全球的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类似于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和金融危机，经济社会发展格局都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公元1348~1440年前后，黑死病（鼠疫）席卷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欧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生产力水平急剧下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耕地使用范围大大增加，进而促进了欧洲市场化进程，推动了新兴科技的普及，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发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医学革命等一系列深远变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纪最严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约有5亿人（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3）感染，据不同口径统计，死亡人数约2500万~1亿人，其中美国死亡约68万人。由于大流感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结束，因此疫情后的恢复措施同战后经济恢复措施相互叠加，进而推动全球经济重回新一轮繁荣。

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防控疫情压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发生新一轮疫情的可能。有专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案出现之前，人类将与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因此，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今明两年难以消除，甚至将持续至202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下降，全球贸易投资等将遭受巨大冲击。同时，疫情也推动全球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布局、全球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进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将因疫情影响而加速。

（三）百年发展目标“转段”

从更长期的坐标系看“十四五”，我们正处于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转段”的交汇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主动权，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级。全面小康实现后，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龄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人民需求结构全面升级。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物质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开放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但同时，我国经济的供给侧还不适应人民的新需要（王一鸣等，2018）。过去一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外部市场扩张支撑的增长方式面临拐点，资源和环境约束触及底线，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依赖导致房价过高，过度依赖模仿和技术引进导致自主创新缺乏后劲，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中共中央编译局，201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在40余年的高度压缩式追赶以后，需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一些矛盾，如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破坏、公共服务不足、腐败问题滋生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9）。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特定国情和发展阶段下难以避免的，有的则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走的弯路。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推进一系列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弥补市场失灵、改善社会公平、优化公共服务，构建高效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总之，同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相比，今后一个阶段我国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条件、新问题、新任务决定了在新阶段我国发展的目标、方法和战略都需要进行深刻调整。

二、“十四五”时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变革性力量

“十四五”时期，多种作用相互交织促使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其中疫情的冲击、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边界”冲突加剧、大国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对国家能力的期待增加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共同推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成更趋复杂、更加多元、更多变化的发展特征。

（一）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加速调整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暂停乃至经济深度衰退，将引发国内外经济格局变动和结构调整，是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变量之一。

从挑战来看，为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各国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离、关闭工厂、封城以及封国等多种措施，致使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陷入停摆，经济大幅衰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积累。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疫情加剧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国央行大幅扩表后面临的各部门债务激增、通货膨胀飙升、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实体经济和生产力的恢复乏力，全球将长期面临“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陷阱。

从机遇来看，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短板和弱项，促进了技术和制度创新，催化了数字经济和线上模式的加速发展，实现了所谓“创造性破坏”。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进行了更深入的评估，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同时，疫情影响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而只是暂时被抑制了，疫情后我国可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加速改革开放，加快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数字化成为主导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

传统部门生产率低迷的同时，数字化进程推动着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产业组织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成为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防疫的压力为线上线下融合、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了强大外部动力，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走向前台，将大大促进新消费业态的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当代最显著的生产力发展，也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范围的扩大，将有条件实现更加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让社会分工更为灵活，让“人民共建共享”有了实现的渠道；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有利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源，消费者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比较、筛选、评价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信息技术使得政府更容易收集信息，提高了政府监管的绩效，有利于打造新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改变我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信息化使得信息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流、物流、资源流，有利于缓解我国的资源、环境、交通压力，走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道路，这对于作为人口大国的我国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在数字化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同时，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未来围绕信息化的技术、资源、标准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数据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将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前沿。

（三）“边界”冲突与重构成为结构调整新动力

在疫情冲击以后，各类传统的技术、要素、国际竞争、产业布局的“边界”发生根本性变化，围绕“边界”的冲突将进一步加剧，从而推动经济结构和布局加快调整。技术发展的广泛连接将继续突破传统治理和规则边界，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排外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将重塑全球化边界，我国传统的人与自然边界、城乡区域边界、生产安全边界也将加快重塑，经济结构和布局重新调整的紧迫性进一步上升。

从国际上看，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架构和规则边界，要素和产业组织的高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推动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围绕数字经济税收等方面新的规则制定成为国际协调的重要内容。全球化出现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与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区诉求冲突更趋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挟的狭隘和极端民族主义冲击国际共同价值观，逆全球化倾向进一步上升。产业链布局边界更趋明显，疫情带来的停工停厂、港口关闭和飞机停航等措施，导致部分零配件供应中断，商品物资跨境运输的成本和中断风险显著上升，供应链布局趋于多元化，经济安全成为各国考虑的重要变量，商品、贸易、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可能面临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产业链布局区域化特征更加凸显。部分多边合作陷入停滞甚至瓦解状态，区域性、双边的投资和贸易安排更加重要，国家之间边界更趋突出。

从国内看，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边界加速形成。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强调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时也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在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疫情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

（四）大国实力变化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重塑推动力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全球经济平衡关系加快重塑。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资本方面优势，通过不断累积政府债务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同时利用贸易保护、技术垄断、军事和文化输出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作为劳动和资源的输出地，通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虽然有巨大发展需要，有潜在的巨大市场、资源和人口，但由于缺乏稳定政治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往往陷入贫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逐渐改变了传统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分工也不断发生改变，新的全球经济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同时，近年来，美国接连“退群”，二战以来的国际安全、经济、贸易治理架构遭遇最严重挑战，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不断被削弱，国际经济社会重构进一步加速。

（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凸显和强化国家能力

疫情后国家和政府作用的提升，将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发生重要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代价巨大的压力测试。美国加速“退群”，使全球化加速退潮，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视化”，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国家疫情应对期间领导力的缺失，尤其是自由主义带来的无序和政府组织能力的不足，导致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消退。而我国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社会、产业等多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了全球前列。这种对比，显现了市场在面对疫情这种重大冲击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朝着加大政府干预的方向前进，在“后疫情”时代，国家能力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社交软件、区块链、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微观个体的连接性和行动力，传统治理边界被打破，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更为充分，政府行为也将在更大范围内被审视和监督，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强政府的集中式、科层制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政府行为方式的要求日益紧迫。

三、“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大趋势

“十四五”时期，在五大变革性力量的驱动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我国的发展环境也将呈现阶段性变化。总体来看，“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以下十大趋势。

（一）全球经济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模式

疫情下全球经济短期面临深度衰退。暴发于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范围涵盖了主要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90%。大多数国家出台了封锁边境、禁止聚集等措施，全球近90%的经济活动在第二季度被按下“暂停键”，全球经济面临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严重衰退。联合国5月份《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2%。世界银行6月份《世界经济前景》报告预测今年全球GDP将下降5.2%，创二战之后最大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末预测全球经济将下滑4.9%，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根据我们初步预测，随着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可能要到四季度以后才能逐渐恢复，全年增速预计下滑3%~5%。而且，在新冠疫苗难以尽快上市的情况下，今年冬季全球很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全球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疫情短暂冲击可能演变成为持久性冲击。在疫情冲击下，大宗商品、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面临困境，全球贸易在疫情防控措施下出现急剧下降，企业收入下降和新增投资信心不足，全球总需求出现大幅下滑。疫情后需求的恢复相较于供给端存在一定的滞后，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中长期的扰动。同时，疫情使全球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停摆，制造业即时生产和按时交付遭受较大冲击，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汽车、电子、机械、医药等产业面临断链、转链的风险，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接续将会存在巨大摩擦成本，短期内难以迅速完成，且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不可逆的变化。此外，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爆发国际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疫情带来的风险甚至将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长期“L型”或者“W型”衰退。

全球经济难以摆脱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局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债务膨胀浪潮，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2019年末达到了243.2%，比2008年末提高了41.9个百分点，2008年以来全球债务余额累计增幅比GDP增幅高出23.6个百分点。而为对冲此次疫情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这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进一步推高已经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水平。在需求难以快速恢复的情况下，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内难以退出，低利率环境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态。而低利率环境通常又会助长投机，加大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同时，储蓄率偏低、高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僵化、贸易和投资壁垒等结构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强化了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很难摆脱“高负债、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疫情期间的部分非常规政策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常规措施。课题组测算，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4.6%和270.6%，若未来这种模式没有较大改变，203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超过300%，债务和经济增长的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二）国际经济大循环调整加快

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2019年，按现价计算，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达到16.2%，比2008年提高9.0个百分点；美国占全球比重为24.1%，略高于2008年的23.1%；欧盟占全球比重为21.7%，比2008年下降8.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达到67.4%，较2008年提高36.1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时期末，中国、美国、欧盟经济占比将分别达到18.1%、21.9%和19.3%，总体上呈现中国份额明显提高、美国相对稳定、欧盟显著下降的格局。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既反映了三大经济中心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变化，也是相互间产业分工位势调整的外在表现。“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分工格局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欧盟、日本仍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预计到203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国际产业循环分工格局加速转变。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广泛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了发达国家侧重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占据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的分工格局。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依托生产成本优势逐渐形成了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且随着全球化日益推进，生产网络之间的合作联系日益深化，形成了全球以产品内分工和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分工和贸易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服务贸易地位上升，数字产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占比明显提高，跨境投资规则更加复杂，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尤其是疫情之后企业会综合权衡成本节约、企业生态系统和供应链韧性进行布局，本土化、近邻化和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的内部循环更加强化。原有的以美欧为消费市场和研发中心、东亚为生产和制造基地、中东拉美为能源资源输出基地的“大三角循环”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美国在继续从事研发和高端制造的同时，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生产供给地；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级，并成为研发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参与者；中东、拉美等能源资源生产国将加快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进程，全球分工格局将面临系统性调整。

新一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推动产业分工进一步向产品内分工拓展；同时，信息技术大大降低了区域间的交易成本，推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布局，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产业链相关主体的连接性，推动生产主体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资源，改变了原有产业链结构，推动传统的链式结构为主向全球网络化布局转变。“十四五”时期，在技术推动下，这种全球产业链网络化布局将更趋明显，产业链环节将进一步细分，生产布局、生产流程更加灵活，生产和消费进一步融合，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将不断涌现。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近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实施了“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再平衡战略，甚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推动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制造环节回流，对传统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尤其是此次疫情发生后，全球保护主义将更加盛行，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数据和信息流动将受到更严格的限制。全球生产供应网络受到冲击，不少重要的全球产业节点地区，如德国、美国、意大利等生产受到影响甚至停工，全球重要零部件和商品的供应被迫中断，全球产业链格局面临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疫情过后，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预计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进一步增强其产业安全性和抗风险能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分散化、多中心化将成为重要趋势。

（三）全球治理加快向多极化方向重构

全球化呈现回头浪，国际竞争更趋激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使全球化更加步履维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责，各主要经济体更加“内视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制裁、汇率操纵、限制移民、扶持本国企业等各种在疫情前就显露的反全球化措施得到进一步强化。支撑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面临重组，排斥现有国际组织的思潮将会出现。在逆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世界大国间合作和竞争并存，但竞争会更趋激烈和直接。

美国对我国遏制打压不断升级，世界大国关系加速重构。近年来，美国为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对我国遏制打压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向金融、意识形态、制度、军事等更多领域蔓延。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为摆脱抗疫不力局面，满足大选需要，对我国抹黑诋毁、遏制打压行动明显增多，中美各领域脱钩风险大幅上升。面对美国对我国不断升级的打压、孤立举措，有专家认为，未来全球可能会围绕中美两个市场，形成“一个世界、两套体系”的格局。虽然我国一直保持克制，尽可能依靠国际规则来解决争端，并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但也应对未来的风险做好充足准备。

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区域和双边机制更加重要。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建立并领导的，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但在全球治理中缺少发言权，随着美国力量持续减弱并主动退出诸多全球治理领域，全球治理体系发挥的作用持续弱化，亟须形成多极合作的新治理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一直所扮演的温和霸权角色将被削弱，其领导建立的原有多边国际规则也将会逐步改写。联合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呼声更加强烈；G20逐渐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难以有效发挥作用；WTO改革将是未来一个重大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按其意志重塑WTO，以维护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和获取更大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多边体系更趋碎片化，各国抗疫过程中各自为战，在获取医疗物资、重启经济、维持或取消旅行限制等方面缺乏协调，国际组织在危机应对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有限，已有多边机制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部分区域和双边机制出现复兴势头，美国牵头推动美墨加协定等一系列多双边机制以进一步牵制中国，RCEP谈判提速推动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区域内循环加强促使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加速，双边多边机制将长期并行。各国间处理国际公共事务将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后世界有可能进入全球公共议事时代。

美国加速“退群”，全球公共品供给缺口扩大。随着全球保护主义盛行，美国加快了“退群”步伐。如近年来美国秉持“美国优先”，先后退出TPP、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协定与多边组织，近期又决定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和世界卫生组织。而且，在此次疫情冲击下，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世界朝向“零大国时代”发展演进。在此背景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口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等其他国家可能要承担更多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责任。

国家作用重新得到强化，“大政府”时代回归。新冠肺炎疫情显现了市场在面对集体行动问题时的能力不足，进一步彰显了国家能力在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原有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进一步减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弱化，对国家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朝着加大政府干预的方向前进，去全球化、减少国外供应依赖、将供应链转回国内、推动国内生产循环的呼声不断增强。此次疫情中，欧盟统一行动面临较多掣肘，各成员更加强调国家主权的作用。而且，疫情后进一步防控的需要以及政府权力惯性将使很多国家政府继续保留部分新获得的权力，在“后疫情”时期，政府管理的作用将大大增强。在新的“大政府时代”，对政府能力的要求将会更高，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将会更多，产业政策可能卷土重来，地方政府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四）国内经济增长中枢下调但结构优化潜力巨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9732美元，位居全球第78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276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的差距缩小至18%左右。依据历史经验，高收入门槛线年均提高1.5%左右。按照我们预测，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约为5.5%，考虑到国民收入和GDP增速基本一致，若同期我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5%，则“十四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可达到5%，同时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因素后，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已经迈过高收入门槛线。这样，即使高收入门槛线每年有所提高，“十四五”末我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后经济增速将回归中速增长平台。2010年以来，经过持续9年的调整，我国经济确立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逐步积累（刘世锦，202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左右。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较2010年增速10.6%下降4.5个百分点，降幅已经超过40%，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