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下技术经济融合发展的思考
添加时间：2020-11-02 点击次数：254
在当前世界大变局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我国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从技术经济融合的角度去思考破解之策。第一是技术语言问题，也就是技术标准问题。以新举国体制来进行科技攻关，是具有群众性特征的举措，需要各个领域，围绕技术攻关目标，按共同的标准行动。而共同的技术标准是当前我国的薄弱环节，应该补齐短板加以解决。第二是金融创新问题，搞科技创新需要资金支持，科技攻关必须通过金融创新，备足所需的“弹药”。当前国际形势严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了围追堵截，科技经济发展面临了新的挑战，必须认真应对，加以解决。第三是经济内循环与新消费升级问题。中央提出抓经济内循环，实现内外“双循环”驱动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内循环，关键要通过提升国内消费力，以消化过剩产能。第四是特色小镇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最近中央再次强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这是新的形势下推动我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放手发动群众，这也是我党一直以来克敌制胜的法宝。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冲刺。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科技攻关的战场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科技攻关的力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共同的技术语言做基础，也就是说，我国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技术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它不但包含着产业发展的技术，还是很多行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举个例子，我们并非不能做运输飞机，C919大飞机只是100吨级的商用飞机，而200吨级大运飞机，我们都做出来了，技术上并没有难倒我们。尽管如此，我们研制C919商用飞机，还是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包括买国外的发动机，目的是通过这些合作取得美国的FAA认证。因为国际上民航的适航标准，遵循美国的FAA和欧洲的EASA，进入国际民航市场的入场券在人家手里。如果说我们新开发的民机，全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西方不给我们认证，这个飞机将来飞不出去，因为美国FAA认证和欧盟EASA的认证是互相承认的，他们基本上把全世界的航空标准全垄断了。所以技术标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行业能否迈进国际市场的门坎问题。谁掌握了先进发达的技术标准，谁才能在这个专业领域上具有话语权和发展权。所以，我们掌握技术标准，不但可以引领该技术专业发展的主导权，还为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奠定了可以统一行动的扎实基础。目前国内各个行业，企业都很多，而且各有各的标准。行业标准的发展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新的产业，基本上国内尚无自己的行业标准，一般都对标国际标准，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有些行业，对标准问题更是敏感，比如互联网行业，一旦标准被大家接受和确定以后，基本上就全球通吃，整个市场都是它的了。这样的标准竞争，是我们过去忽视了的一个领域，今后应该十分重视。否则新型举国科技创新体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造成行业标准不受重视，有历史的原因。历史上我国对于技术标准，形成了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级的体系。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国家标准这一说，通行的就是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两个层级。我国标准体系建设中，以前行业基本上是由政府工业部门所主导，由他们来制定本行业的标准。此外，企业还可以有自己的企业标准。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军工行业，产品生产都是国家决定的，企业也就没什么必要制定自己的标准，都是用一个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基础上，国家再制定了国家标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工业部门都撤销掉，改成企业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蓬勃兴起，这时候各个行业，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社会性的行业。当各行业的政府业务管理部门不存在了，则原来的行业标准就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新技术领域诞生了很多，在这个情况下，国内的企业、技术部门、研究单位，就出现了沿用外国的标准成风。国外的行业标准，有的是比较统一的，比如船舶行业利用劳氏认证的标准，这是全世界都遵照的一个标准。有些未必很统一，特别是新兴行业就更不统一，结果就很不成体系，使得所用的标准很乱，和所引进的技术产品一样，也是万国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语言体系的独立发展。当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技术语言体系，没有能够推动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标准体系，这就将使我国的技术创新，难以走到别人前面，甚至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走。
这样的技术标准之殇，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我国没有独立的技术语言体系，就很难形成有群众性基础的新型举国体制，就很难用同一种语言去组织社会各个企业、科研单位共同来完成攻关。目前企业肯定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要害是缺乏行业标准，因为过去的政府行业部门都取消了，使我国技术语言体系的发展，面临着深层次危机。
因此，笔者建议，要抓中间、带两头。必须抓紧补课，把行业的团体标准做起来，建设我国完善的技术语言体系。所谓抓中间、带两头。中间就是行业团体技术标准的建设，这个任务可以落在中国科协领导下的全国各个专业学会、协会。让学会、协会承担这个使命，做本行业技术标准的发布、管理工作。今后在完善技术语言体系的工作中，各个行业学会或协会，应该扮演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为建设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筑牢基础。通过中间这个环节，让行业学会、协会抓好技术标准建设，并以此来带动企业的技术标准的发展，最后形成整个国家的技术语言标准体系，增强我们国家整体的竞争力。而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支持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搞技术创新的人都知道，技术创新打攻坚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弹药”。笔者认为：资金就像古代打仗时，指挥千军万马的“令牌”一样，它是调动资源的重要手段，当人们要把资源集中到科技创新时，资金就要跟上。只要资金跟上了，资源就会往这个方向集中，并把新技术开发出来。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形势比较严峻，说到金融创新，就要说到货币，早期都是贵金属来做货币，中国古代用银子比较多，还有就是铜钱，这两种金属在当时都是贵金属。很多西方国家最早用金币，最后也转成纸钞，因为贵金属流通不方便，就用便于流通的纸钞代替。由于存放贵金属的银行开展借贷业务，就出现了纸钞发行量比贵金属有所增加的所谓“乘数效应”，但是如果纸钞量发太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时候，我们就把贵金属作为所发纸钞的“锚”，“锚”的作用就是要锁定纸钞的发行量，不能超发太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金融活动的一个情况。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物资，取代以前的白银、黄金作为“锚”。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把各种票据，粮票、布票到食品“票”，以各种各样的票，成为取代贵金属的“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的注意力集中在出口创汇上。当时我们采取强制结汇制度，一美元进来后，就强制地按照当时的汇率比价结汇，在国外赚了一美元，到了人民银行直接换成六七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依靠美元来发货币。因此，美元成为人民币实际的“锚”。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搞科技创新的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国际市场赚回钱的多寡。
当我们外汇储备很多的时候，人民币就会发很多，资金量就很充裕。现在出现一个新情况。美国对我们采取脱钩的限制政策以后，出口创汇可能会减少，外汇储备受到影响，新发的人民币减少，甚至他们还会采取一些不讲理的做法，直接限制我们使用外汇。我们拿着的美元等于是没用的，你要买它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不卖给你的，实际上等于在你手里的外汇贬值和缩水了。在这个情况下，除了不像以前有充裕的外汇外，外汇储备萎缩了会怎样呢？举个例子，本来一美元换七元人民币，就好比一个美元可以“锚定”了七只“船”（人民币），一旦美元减少了以后，我们的美元“锚”没有那么多了，这时候一个“锚”可能要“锚”十只、十五只“船”，这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很多科技创新、科研攻关，按原来预算的钱就干不下来了。因为大部分科技攻关都要历时三五年以上，有可能还不止，一开始做预算，资金还是充足的，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就会发现钱不经用了，最后导致完不成科技攻关。真正要烧钱的，真正需要“弹药”充足的，就是科技攻关，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会使科技创新出现大的问题。
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一对孪生子，美国人所谓的“斯坦福+纳斯达克=硅谷”，这个公式大家耳熟能详。斯坦福大量的基础研究、科技研究的成果，加上纳斯达克的融资能力、风险投资，两者一结合最后形成了今天的硅谷。没有资金这个“弹药”，打好技术创新这个仗无从谈起。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即便你能够大把烧钱，但是由于货币的贬值，科研成本提高了，最后可能就没法实现预算目标和商业成功，从而前功尽弃。
所以，我们要让举国体制不面临无米之炊的风险，必须解决人民币“换锚”的问题，从而避免金融风险。前一段时间民间创投基金很活跃，现在要从民间找到创投的LP就很难，只能从政府找。过去搞“双创”，用了大量民间的钱，现在主要是政府出钱了，政府不出钱就没人投，这个状况还在加剧。所以举国体制的创新，很可能会因为金融的困难出现无米之炊。从根上来说，就必须解决人民币换“锚”的问题。金本位的历史过去了，外汇本位又靠不住。笔者有个设想，就是依托国土不动产锻造人民币的新锚。国家正在推动REITs这样的金融工具，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推出。这样一种金融创新，就有可能利用国土资源，打造出我们人民币新的锚，而这个锚不受制于人，不要依赖外汇。
具体说，比如在特色小镇里，把一些高端农业，再叠加上新型加工制造业，比如群众生活刚需度较大的生物技术产业等，从而形成一个生活、生产、消费一体化的小微产业园区的新型不动产，这种不动产的增值性比黄金还强，并且允许它向中国银行贴现，这样就有可能打造出一种新锚，确保国内的金融不出现危机，确保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打通内循环，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其中很多产能完全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所形成的，如果不能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不能为形成经济内循环助力，那么结局必然使经济规模萎缩。这样的萎缩，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原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导致我们在某些制造领域，从出口大国变成进口国。
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就是要把国内的一些新的市场激活发展起来。例如，中国曾经是摩托车的出口大国，但还谈不上是强国，高端摩托车还是国外品牌占主导地位的。由于后来很多城市限制摩托车使用，国内的摩托车市场就萎缩了，我国的摩托车大国地位也被动摇了。原来在市场上已经把日本的品牌都压住了，后来日本品牌又卷土重来了，替代了我们很多市场的出口，而在国内的高端摩托车领域，则就完全是进口的了。因此，我们要维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能规模，就一定要维持国内的内需市场，这不但能够确保我们实现内循环，还能真正做到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共同发展。
推动内循环，原来我们主要靠“衣食住行”作为基础，“衣食住行”之外，应该怎样提升消费水平？笔者认为应该跃升到其他领域。第一个是康养。第二个是教育，将来教育可能是终身的。第三个是娱乐，包括各种文化旅游，各种文体娱乐。第四个是富，所谓富，现在家庭收入宽裕了，都要做理财，实际上就是做投资。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的人群数量不断攀升，在老百姓中形成投资理财大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要维持住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发展的趋势，就必须解决所需要的投资产品的供应。而目前市场上投资产品供应不足，导致了很多人去炒房，房子的属性是用来住的，只因为它能够带来保值增值，结果变成被炒了。所以推动消费升级很重要，关键是跃升到新领域，必须从“衣食住行”升级到“康学娱富”。
笔者推算过，要是把西方国家已有的很多消费开发出来的话，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还有极大的空间。我国目前有些现象很奇怪，一方面经济发展得很快，一方面还“拼多多”，怎么便宜怎么来。德国人讲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物美价廉，给人感觉德国的产品很精致优质，但是首先他们的生活也很精致优质，它是一个很重视有品位消费的民族。日本人上个世纪发展得很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也被美国人收拾了，但是美国人却很鄙视它，其中有些也是针对日本人生活上的所谓简约的习惯。但日本有一个挡箭牌，说他们的国际资源贫乏，所以形成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都做过很烂的产品，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变化后才实现的。
所以要实现消费升级，重要的是我们要转变消费观念，笔者算过一笔账，美国有三样东西跟交通有关系，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做，也应该做。第一个，是通用飞机。笔者所在的中国航空学会研究过，只要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达到200辆的时候，通用飞机就应该大发展，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中国在胡焕庸线右下方的很多城市都达到这个水平了，每千人有200辆以上的汽车，但是由于空域管理的问题，通用飞机却没发展起来。至今通用飞机保有量才只是美国的1%左右，通用机场则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今后要力推通用飞机和无人机在物流配送和货物快递方面的应用，特别是通航快递，这样就能够把通航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第二个，是游艇。中国很多海岸线，岛屿比美国还多，实际海岸线也比它多和丰富。但是美国的游艇非常多，有1700多万艘，我们基本上没发展起来。现在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封锁孤立我国，主要还是从海上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大力开放海岸线，发展民用游艇产业。第三个，是房车产业。现在我国汽车保有量跟美国差不多，尽管人口比他多，但是房车的保有量目前才有10万辆左右，连美国的零头都没达到，而美国的房车有1200多万辆。
笔者研究过，我国如果以15年的时间，作为这三类可以进入千家万户的产品消费升级的成熟周期，让这三样产品的消费，在15年后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15年以后第一批购买的产品也该淘汰换新了，则每年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可以保持住一定的量，形成生活上的刚需，则每年带动我们国家的GDP，按一百万亿人民币的基数计算，将会有接近5%的增长率。而且这三类消费产品的科技含量比较高，对国家科技产业进步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现在我国的消费市场上这种终端消费缺乏科技含量的情况还很普遍，最终想要实现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这则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推动内需消费升级和发展，还有很多内容可做，再过几年，从2024年开始，估计将会迎来20年周期的数字技术井喷时代。那个时候我国的城镇将进入智慧化时代。智慧城市绝不是在马路上安装几个监视器，其最硬核的技术应当是分布式智慧能源。统一的电网，分布的发电，是发展大趋势。再加上全国将出现的星罗棋布的“云中心”，需要大量分布式燃气轮机等备份电源，这些新刚需，将带动新一轮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我国从此走出动力技术落后的局面。
在2014年左右，我国重新打造现代特色小镇，最早做得比较好的是浙江。特色小镇古来就有，一直扮演着经济发展重要平台的角色。我国近几年来再次提倡发展特色小镇，是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后所出现的问题作出的政策性调整，希望以特色小镇的形式，解决产城融合的问题。过去很多地区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园区建起来了，产业不落实，人气聚不起，造成很多问题。通过建设特色小镇，实现产城融合，以这样的宏观政策纠偏。可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有不少地方以特色小镇为名，行建园区之实。很多特色小镇都是紧挨着城边来做，实际上还是产业园区模式，只是解决了产城融合的问题，倒是能更好地实现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但是这与真正意义上的特色小镇还是有很大差别。那么发展特色小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从西欧的历史来看，它就是解决了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世界上城乡一体化做得好的，西欧是数得上的，其诀窍就是发展了独立于城市以外的特色小镇。我们现在搞特色小镇，很多都紧挨着城边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是基础设施要一体化。紧挨着城边做的话，基础设施投资就省钱，而且容易实现，容易出政绩。结果名义叫特色小镇，几年以后就变成城市“摊大饼”的新城区或者开发区。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城市“摊大饼”不断扩大，真正的特色小镇没有发展起来，倒是农村的空巢村越来越多。结果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缩小，反而在扩大和加剧。
历史上，欧洲也可能和我们一样，乡村里有很多分散的自然村，这是因为方便农业耕种的需要，农民要贴近农田居住和生活所自然形成的。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越来越集约化了，就没必要那么贴近农田来居住和生活，人们就逐步往一个适宜的地方集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村出现从一产业向二产业跃进，这时又需要发展一些农产品深加工的工业，而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城镇来支撑，这逐步形成以某种加工业态为特色的小镇，最后城乡一体化就形成了。欧洲很多特色小镇都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这才最终解决了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名义上搞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建新城区，结果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严重，甚至走到弃村，连土地一起荒弃掉，而这种情况，正是特色小镇的发展走上一条歧路所造成的。
现在党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发展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新型城镇化应由四个层级构成：中心城市、地级市、县级城市，最后就是特色小镇。特别是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人们认识到疫情防控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武汉出了问题，整个武汉封城。如果是一个小镇出了问题，则封一个小镇就行了。像北京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新发地农贸市场疫情，实际上也是局部的，但是没办法只好把北京全部封了。大型中心城市，中国当然需要，因为人口那么多，但是城镇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形式，不见得都以“摊大饼”式地发展成中心城市。因为我们中国达到2000万人的大城市已经好几个，1000万的也很多，这已是全世界之最，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特色小镇是不行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不了。
再比如，如果打起仗来，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死穴，主要是电力供应。战争一但打响，一个导弹就可以把供电设施干掉，整个城市就得瘫痪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住几十层高楼的情况下，没有电梯，靠爬楼梯是不可思议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笔者曾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当时没有电了，那意味着什么？所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如果说我国有大量的比较分散的特色小镇，不但能够保住农业，还能保住整个生态，而且一旦出现了疫情或者战争，有了相对分散的特色小镇，就能做到“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避免很多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其实再往后，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很快就进入六零后出生的人的退休高峰期，这批人退休之后，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掌握着现代科技知识，又几乎人人有车。六零后出生的这些人可不只满足于跳广场舞，他们退休后没事，光是天天开着车在城市里逛，将会给城市带来什么压力，现在都无法预测。进而八零后出生的人，现在已经进入四十岁了，再过二十多年就退休了，到那时候，这些八零后的子女，如果还是独生子女的话，就有可能一个人要承担照顾六个老人 。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中国还是按传统观念来定义家庭生活，那么社会运行将会面临崩溃的风险。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社会须从经济发展的思路着手，采取措施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而发展康养特色小镇，可以作为最基本的选择。多年之前，中航工业根据自己的军民融合的产业结构，就提出发展“爱创客”“爱飞客”“爱游客”“爱馨客”和“航空大世界”的“四爱一大”产业。“爱创客”是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创客平台，目的是构建产业发展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平行世界”；“爱飞客”是发展通航产业；“爱游客”是发展房车旅游的产业；“爱馨客”是发展康养产业；“航空大世界”是发展主题公园的，文化旅游产业。当时推出这些产业，目的是想提前应对这些已经出现了的新情况。而这些产业几乎都涉及到应该以特色小镇作为基本承载平台的问题。特色小镇的发展，无疑将给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营造一个新的、积极健康的平衡面，给我国基于新消费升级基础上的经济，腾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尤其是康养小镇，一旦发展起来，成效会是十分可观的，按2018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已有近2.5亿退休人口，如果按一个人服务5个老人计算，就可以创造5000万的就业岗位。实际上目前退休老人可能远不止这么些，如果达到3.5亿的话，也许可以创造7000万的就业岗位。这对于缓解和改善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就业难于满足的状况，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笔者所在的中国航空学会在指导发展通航小镇时，主要就是从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化这个角度考虑的。我们觉得，我国城乡一体化是必须努力实施的；只有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特色小镇这条路是必须走的，因为农业再集约化的耕种，也还是需要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就是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既可以发展一些二、三产业，还有一产业作为依托，所以这是可以一举多得的发展模式。正好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国土不动产，通过发行REITs打造人民币的“锚”。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物本经济，资本经济。现代以来，人本经济也脱颖而出，越来越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今后的经济形态可能更为复杂，它既是物质的、信息的和人力的各种要素容介态于一体的容介态经济。以特色小镇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势必成为这样一种容介态经济的厚实载体。
注：本文根据林左鸣2020年8月15日在青岛中国科协年会上的发言整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放手发动群众，这也是我党一直以来克敌制胜的法宝。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冲刺。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在科技攻关的战场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科技攻关的力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共同的技术语言做基础，也就是说，我国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技术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它不但包含着产业发展的技术，还是很多行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举个例子，我们并非不能做运输飞机，C919大飞机只是100吨级的商用飞机，而200吨级大运飞机，我们都做出来了，技术上并没有难倒我们。尽管如此，我们研制C919商用飞机，还是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包括买国外的发动机，目的是通过这些合作取得美国的FAA认证。因为国际上民航的适航标准，遵循美国的FAA和欧洲的EASA，进入国际民航市场的入场券在人家手里。如果说我们新开发的民机，全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西方不给我们认证，这个飞机将来飞不出去，因为美国FAA认证和欧盟EASA的认证是互相承认的，他们基本上把全世界的航空标准全垄断了。所以技术标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行业能否迈进国际市场的门坎问题。谁掌握了先进发达的技术标准，谁才能在这个专业领域上具有话语权和发展权。所以，我们掌握技术标准，不但可以引领该技术专业发展的主导权，还为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奠定了可以统一行动的扎实基础。目前国内各个行业，企业都很多，而且各有各的标准。行业标准的发展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一些新的产业，基本上国内尚无自己的行业标准，一般都对标国际标准，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然有些行业，对标准问题更是敏感，比如互联网行业，一旦标准被大家接受和确定以后，基本上就全球通吃，整个市场都是它的了。这样的标准竞争，是我们过去忽视了的一个领域，今后应该十分重视。否则新型举国科技创新体制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造成行业标准不受重视，有历史的原因。历史上我国对于技术标准，形成了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级的体系。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国家标准这一说，通行的就是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两个层级。我国标准体系建设中，以前行业基本上是由政府工业部门所主导，由他们来制定本行业的标准。此外，企业还可以有自己的企业标准。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军工行业，产品生产都是国家决定的，企业也就没什么必要制定自己的标准，都是用一个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基础上，国家再制定了国家标准。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工业部门都撤销掉，改成企业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蓬勃兴起，这时候各个行业，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社会性的行业。当各行业的政府业务管理部门不存在了，则原来的行业标准就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我国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新技术领域诞生了很多，在这个情况下，国内的企业、技术部门、研究单位，就出现了沿用外国的标准成风。国外的行业标准，有的是比较统一的，比如船舶行业利用劳氏认证的标准，这是全世界都遵照的一个标准。有些未必很统一，特别是新兴行业就更不统一，结果就很不成体系，使得所用的标准很乱，和所引进的技术产品一样，也是万国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语言体系的独立发展。当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技术语言体系，没有能够推动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标准体系，这就将使我国的技术创新，难以走到别人前面，甚至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走。
这样的技术标准之殇，是目前很严重的问题，我国没有独立的技术语言体系，就很难形成有群众性基础的新型举国体制，就很难用同一种语言去组织社会各个企业、科研单位共同来完成攻关。目前企业肯定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要害是缺乏行业标准，因为过去的政府行业部门都取消了，使我国技术语言体系的发展，面临着深层次危机。
因此，笔者建议，要抓中间、带两头。必须抓紧补课，把行业的团体标准做起来，建设我国完善的技术语言体系。所谓抓中间、带两头。中间就是行业团体技术标准的建设，这个任务可以落在中国科协领导下的全国各个专业学会、协会。让学会、协会承担这个使命，做本行业技术标准的发布、管理工作。今后在完善技术语言体系的工作中，各个行业学会或协会，应该扮演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为建设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筑牢基础。通过中间这个环节，让行业学会、协会抓好技术标准建设，并以此来带动企业的技术标准的发展，最后形成整个国家的技术语言标准体系，增强我们国家整体的竞争力。而国家也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采取有力措施，支持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搞技术创新的人都知道，技术创新打攻坚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弹药”。笔者认为：资金就像古代打仗时，指挥千军万马的“令牌”一样，它是调动资源的重要手段，当人们要把资源集中到科技创新时，资金就要跟上。只要资金跟上了，资源就会往这个方向集中，并把新技术开发出来。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形势比较严峻，说到金融创新，就要说到货币，早期都是贵金属来做货币，中国古代用银子比较多，还有就是铜钱，这两种金属在当时都是贵金属。很多西方国家最早用金币，最后也转成纸钞，因为贵金属流通不方便，就用便于流通的纸钞代替。由于存放贵金属的银行开展借贷业务，就出现了纸钞发行量比贵金属有所增加的所谓“乘数效应”，但是如果纸钞量发太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时候，我们就把贵金属作为所发纸钞的“锚”，“锚”的作用就是要锁定纸钞的发行量，不能超发太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金融活动的一个情况。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把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物资，取代以前的白银、黄金作为“锚”。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把各种票据，粮票、布票到食品“票”，以各种各样的票，成为取代贵金属的“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的注意力集中在出口创汇上。当时我们采取强制结汇制度，一美元进来后，就强制地按照当时的汇率比价结汇，在国外赚了一美元，到了人民银行直接换成六七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们依靠美元来发货币。因此，美元成为人民币实际的“锚”。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要搞科技创新的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国际市场赚回钱的多寡。
当我们外汇储备很多的时候，人民币就会发很多，资金量就很充裕。现在出现一个新情况。美国对我们采取脱钩的限制政策以后，出口创汇可能会减少，外汇储备受到影响，新发的人民币减少，甚至他们还会采取一些不讲理的做法，直接限制我们使用外汇。我们拿着的美元等于是没用的，你要买它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不卖给你的，实际上等于在你手里的外汇贬值和缩水了。在这个情况下，除了不像以前有充裕的外汇外，外汇储备萎缩了会怎样呢？举个例子，本来一美元换七元人民币，就好比一个美元可以“锚定”了七只“船”（人民币），一旦美元减少了以后，我们的美元“锚”没有那么多了，这时候一个“锚”可能要“锚”十只、十五只“船”，这就出现了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很多科技创新、科研攻关，按原来预算的钱就干不下来了。因为大部分科技攻关都要历时三五年以上，有可能还不止，一开始做预算，资金还是充足的，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就会发现钱不经用了，最后导致完不成科技攻关。真正要烧钱的，真正需要“弹药”充足的，就是科技攻关，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会使科技创新出现大的问题。
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一对孪生子，美国人所谓的“斯坦福+纳斯达克=硅谷”，这个公式大家耳熟能详。斯坦福大量的基础研究、科技研究的成果，加上纳斯达克的融资能力、风险投资，两者一结合最后形成了今天的硅谷。没有资金这个“弹药”，打好技术创新这个仗无从谈起。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即便你能够大把烧钱，但是由于货币的贬值，科研成本提高了，最后可能就没法实现预算目标和商业成功，从而前功尽弃。
所以，我们要让举国体制不面临无米之炊的风险，必须解决人民币“换锚”的问题，从而避免金融风险。前一段时间民间创投基金很活跃，现在要从民间找到创投的LP就很难，只能从政府找。过去搞“双创”，用了大量民间的钱，现在主要是政府出钱了，政府不出钱就没人投，这个状况还在加剧。所以举国体制的创新，很可能会因为金融的困难出现无米之炊。从根上来说，就必须解决人民币换“锚”的问题。金本位的历史过去了，外汇本位又靠不住。笔者有个设想，就是依托国土不动产锻造人民币的新锚。国家正在推动REITs这样的金融工具，过去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推出。这样一种金融创新，就有可能利用国土资源，打造出我们人民币新的锚，而这个锚不受制于人，不要依赖外汇。
具体说，比如在特色小镇里，把一些高端农业，再叠加上新型加工制造业，比如群众生活刚需度较大的生物技术产业等，从而形成一个生活、生产、消费一体化的小微产业园区的新型不动产，这种不动产的增值性比黄金还强，并且允许它向中国银行贴现，这样就有可能打造出一种新锚，确保国内的金融不出现危机，确保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打通内循环，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其中很多产能完全是为了满足国际市场所形成的，如果不能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不能为形成经济内循环助力，那么结局必然使经济规模萎缩。这样的萎缩，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原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甚至导致我们在某些制造领域，从出口大国变成进口国。
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就是要把国内的一些新的市场激活发展起来。例如，中国曾经是摩托车的出口大国，但还谈不上是强国，高端摩托车还是国外品牌占主导地位的。由于后来很多城市限制摩托车使用，国内的摩托车市场就萎缩了，我国的摩托车大国地位也被动摇了。原来在市场上已经把日本的品牌都压住了，后来日本品牌又卷土重来了，替代了我们很多市场的出口，而在国内的高端摩托车领域，则就完全是进口的了。因此，我们要维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能规模，就一定要维持国内的内需市场，这不但能够确保我们实现内循环，还能真正做到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共同发展。
笔者推算过，要是把西方国家已有的很多消费开发出来的话，我国经济增长的后劲还有极大的空间。我国目前有些现象很奇怪，一方面经济发展得很快，一方面还“拼多多”，怎么便宜怎么来。德国人讲过一句话，他们不相信物美价廉，给人感觉德国的产品很精致优质，但是首先他们的生活也很精致优质，它是一个很重视有品位消费的民族。日本人上个世纪发展得很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也被美国人收拾了，但是美国人却很鄙视它，其中有些也是针对日本人生活上的所谓简约的习惯。但日本有一个挡箭牌，说他们的国际资源贫乏，所以形成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都做过很烂的产品，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变化后才实现的。
所以要实现消费升级，重要的是我们要转变消费观念，笔者算过一笔账，美国有三样东西跟交通有关系，我们国家现在都有能力做，也应该做。第一个，是通用飞机。笔者所在的中国航空学会研究过，只要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达到200辆的时候，通用飞机就应该大发展，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中国在胡焕庸线右下方的很多城市都达到这个水平了，每千人有200辆以上的汽车，但是由于空域管理的问题，通用飞机却没发展起来。至今通用飞机保有量才只是美国的1%左右，通用机场则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今后要力推通用飞机和无人机在物流配送和货物快递方面的应用，特别是通航快递，这样就能够把通航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第二个，是游艇。中国很多海岸线，岛屿比美国还多，实际海岸线也比它多和丰富。但是美国的游艇非常多，有1700多万艘，我们基本上没发展起来。现在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封锁孤立我国，主要还是从海上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大力开放海岸线，发展民用游艇产业。第三个，是房车产业。现在我国汽车保有量跟美国差不多，尽管人口比他多，但是房车的保有量目前才有10万辆左右，连美国的零头都没达到，而美国的房车有1200多万辆。
笔者研究过，我国如果以15年的时间，作为这三类可以进入千家万户的产品消费升级的成熟周期，让这三样产品的消费，在15年后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15年以后第一批购买的产品也该淘汰换新了，则每年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可以保持住一定的量，形成生活上的刚需，则每年带动我们国家的GDP，按一百万亿人民币的基数计算，将会有接近5%的增长率。而且这三类消费产品的科技含量比较高，对国家科技产业进步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现在我国的消费市场上这种终端消费缺乏科技含量的情况还很普遍，最终想要实现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的，这则是我们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推动内需消费升级和发展，还有很多内容可做，再过几年，从2024年开始，估计将会迎来20年周期的数字技术井喷时代。那个时候我国的城镇将进入智慧化时代。智慧城市绝不是在马路上安装几个监视器，其最硬核的技术应当是分布式智慧能源。统一的电网，分布的发电，是发展大趋势。再加上全国将出现的星罗棋布的“云中心”，需要大量分布式燃气轮机等备份电源，这些新刚需，将带动新一轮高科技产业发展，促进我国从此走出动力技术落后的局面。
历史上，欧洲也可能和我们一样，乡村里有很多分散的自然村，这是因为方便农业耕种的需要，农民要贴近农田居住和生活所自然形成的。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越来越集约化了，就没必要那么贴近农田来居住和生活，人们就逐步往一个适宜的地方集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村出现从一产业向二产业跃进，这时又需要发展一些农产品深加工的工业，而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城镇来支撑，这逐步形成以某种加工业态为特色的小镇，最后城乡一体化就形成了。欧洲很多特色小镇都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这才最终解决了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区名义上搞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建新城区，结果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严重，甚至走到弃村，连土地一起荒弃掉，而这种情况，正是特色小镇的发展走上一条歧路所造成的。
现在党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发展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新型城镇化应由四个层级构成：中心城市、地级市、县级城市，最后就是特色小镇。特别是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人们认识到疫情防控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武汉出了问题，整个武汉封城。如果是一个小镇出了问题，则封一个小镇就行了。像北京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新发地农贸市场疫情，实际上也是局部的，但是没办法只好把北京全部封了。大型中心城市，中国当然需要，因为人口那么多，但是城镇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形式，不见得都以“摊大饼”式地发展成中心城市。因为我们中国达到2000万人的大城市已经好几个，1000万的也很多，这已是全世界之最，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特色小镇是不行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不了。
再比如，如果打起仗来，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死穴，主要是电力供应。战争一但打响，一个导弹就可以把供电设施干掉，整个城市就得瘫痪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住几十层高楼的情况下，没有电梯，靠爬楼梯是不可思议的。在汶川地震的时候，笔者曾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当时没有电了，那意味着什么？所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如果说我国有大量的比较分散的特色小镇，不但能够保住农业，还能保住整个生态，而且一旦出现了疫情或者战争，有了相对分散的特色小镇，就能做到“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避免很多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其实再往后，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很快就进入六零后出生的人的退休高峰期，这批人退休之后，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掌握着现代科技知识，又几乎人人有车。六零后出生的这些人可不只满足于跳广场舞，他们退休后没事，光是天天开着车在城市里逛，将会给城市带来什么压力，现在都无法预测。进而八零后出生的人，现在已经进入四十岁了，再过二十多年就退休了，到那时候，这些八零后的子女，如果还是独生子女的话，就有可能一个人要承担照顾六个老人 。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中国还是按传统观念来定义家庭生活，那么社会运行将会面临崩溃的风险。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社会须从经济发展的思路着手，采取措施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而发展康养特色小镇，可以作为最基本的选择。多年之前，中航工业根据自己的军民融合的产业结构，就提出发展“爱创客”“爱飞客”“爱游客”“爱馨客”和“航空大世界”的“四爱一大”产业。“爱创客”是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创客平台，目的是构建产业发展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平行世界”；“爱飞客”是发展通航产业；“爱游客”是发展房车旅游的产业；“爱馨客”是发展康养产业；“航空大世界”是发展主题公园的，文化旅游产业。当时推出这些产业，目的是想提前应对这些已经出现了的新情况。而这些产业几乎都涉及到应该以特色小镇作为基本承载平台的问题。特色小镇的发展，无疑将给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营造一个新的、积极健康的平衡面，给我国基于新消费升级基础上的经济，腾出了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尤其是康养小镇，一旦发展起来，成效会是十分可观的，按2018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已有近2.5亿退休人口，如果按一个人服务5个老人计算，就可以创造5000万的就业岗位。实际上目前退休老人可能远不止这么些，如果达到3.5亿的话，也许可以创造7000万的就业岗位。这对于缓解和改善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年轻人就业难于满足的状况，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笔者所在的中国航空学会在指导发展通航小镇时，主要就是从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化这个角度考虑的。我们觉得，我国城乡一体化是必须努力实施的；只有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特色小镇这条路是必须走的，因为农业再集约化的耕种，也还是需要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就是特色小镇。特色小镇既可以发展一些二、三产业，还有一产业作为依托，所以这是可以一举多得的发展模式。正好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国土不动产，通过发行REITs打造人民币的“锚”。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物本经济，资本经济。现代以来，人本经济也脱颖而出，越来越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今后的经济形态可能更为复杂，它既是物质的、信息的和人力的各种要素容介态于一体的容介态经济。以特色小镇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势必成为这样一种容介态经济的厚实载体。
注：本文根据林左鸣2020年8月15日在青岛中国科协年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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