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危机中诞生，也在经济危机中发展和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赋予了宏观经济学旺盛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时代的显学。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经济金融危机层出不穷，例如1929年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2012年的欧债危机等。为应对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诞生或复兴、革命或反革命，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以何种手段干预。

1929年的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革命兴起。伯南克将研究大萧条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在此之前，欧、美国家信奉古典主义，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会自发地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不用干预市场运行。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1929—1933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下跌近30%，工业生产减少近50%，整体物价水平下降超过25%，失业率最高攀升至25%。古典主义无法解释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资源大量闲置，胡佛政府任由市场自然出清，美联储甚至错误地紧缩货币，进一步将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导致危机从金融危机蔓延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菲利普斯曲线”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依据，政府可以在通胀和失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并由此实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到了7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高达两位数，失业率也快速攀升至近10%，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与应对。滞胀的成因除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以外，主要是此前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追求过高就业目标而执行的过度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践行上述思想的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凯恩斯主义复兴。滞胀之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而且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放松了金融监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堪称百年一遇。主张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美、欧国家广泛采用大规模QE（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萧条悲剧重演，但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延缓市场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同时，长期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深层次矛盾，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激进政治观点抬头，逆全球化风险上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

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思想的第四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基建经济学应时而生，成为拯救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美国企业部门高杠杆、欧洲政府部门高债务和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转型，流动性危机一度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超过2008年，美、欧再度祭出“QE+零利率”组合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应对，对货币政策极度依赖，近年现代货币理论（MMT）甚至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但是过去20年美、欧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反而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纯粹是饮鸩止渴。中国也经历过2009年货币放水强刺激的教训，虽然度过了危机，但也埋下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杠杆率飙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风险隐患，经过2016年以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阶段性缓释了风险。面对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挑战，中国没有再次实施货币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选择了“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与美国过度依赖“QE+零利率”的政策组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实是最好的实验，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分化，有可能再次引发宏观经济思想的大分野、大变革，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国博弈的终章。

人类社会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诞生了宏观经济学。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前仍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的长期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逐渐达成了一些广泛共识。

第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激进的市场万能和激进的政府万能都是错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完全不作为对市场自由放任，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

第二，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地切断传导链条，阻断危机蔓延深化，而一味地自由放任将延长危机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

第三，货币政策对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对于刺激需求就像“推绳子”，效果有限；而财政政策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就像“拉绳子”，效果更为明显。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罗斯福新政”时期先放弃金本位，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缓解流动性危机，然后通过“复兴计划”扩大财政支出，成功推动经济复苏。

第四，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在未来带来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反而会形成债务悬空，而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配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单纯地刺激消费效果更好。

第五，新基建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

新基建经济学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一次思想革命，是人类社会认知的一大进步。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基建，在2020年2月28日发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一文，全网相关转发阅读数以亿计，“新基建”成为年度热搜词，引发了市场广泛关注和业界讨论。社会各界对新基建的呼声很高，新基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中国推出以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投资、消费、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参考：2018年7月的《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2019年12月的《该出手了，财政优于货币：2020年政策建议》，2020年2月的《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2020年3月的《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等文章。）

狭义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补短板，新时代产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属于“新基建”。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于“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四万亿”重来，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加强债务约束，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是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新基建”不仅能够短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够长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在所有宏观对冲政策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QE、减税、基建、现金补贴还是消费券等工具，都是要么通过央行发行货币，要么通过政府增加债务。既然都是货币发行或增加债务，从债务周期或金融周期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考虑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入。纯粹通过货币超发刺激消费不会有资本形成，不会提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只会形成巨大的债务悬空和金融风险，削弱长期竞争力。比如，美国长期超发货币，过度消费，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和2020年流动性危机，竞争力大幅下降，霸权地位不断削弱；南欧国家寅吃卯粮，国家高福利、低储蓄、高负债，导致了2009—2012年的欧债危机，欧洲日薄西山。但是，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而且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

回顾历史，新基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世界霸主，造船、航海等新基建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称号。19世纪的美国，铁路是最大的新基建，大规模超前建设铁路成就了美国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19世纪及20世纪前半期，铁路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1830—1915年，美国铁路里程以每年约5 500千米的速度增长，在南北战争爆发时，美国铁路总里程只有4.8万千米，而1900年已达到30多万千米，超过了欧洲各国铁路的总里程，几乎占全世界铁路里程的一半。美国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镀金时代”，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20世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