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不断突破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形成全球一体的创新网络。但是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一些区域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产业基础、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创新资源，从而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当这些区域的创新集聚和辐射力超越国界并影响全球时，便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的能级预示着所属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大国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点。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增强国家和区域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硅谷、波士顿、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地区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在政商环境、高校院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区域创新体系和开放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为中国若干城市和区域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启示。

核心观点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能力强大、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任务是营造环境，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几乎都是在公共部门的引导下开展建设的。除了积极引导之外，政府也会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和营商环境，简化行政手续、降低商务成本来优化创新环境。

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但是新知识和科研成果的提供者，也为创新活动培养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世界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与所在地的高校院所有密切联系。

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的引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标志，更是其成长的发动机。不同企业的集聚产生溢出效应，加快了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进程。

各类风投机构不但为科技创新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最初的资金支持，还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类增值服务以提高初创企业的价值。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生态，包括基础设施、学术机构、上下游产业链、资本、人才、信息以及创业文化等。

多元、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

建设科创中心的关键在于改进创新创业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世界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创新型企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以及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

01、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特征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占据引领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能力强大、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由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其构成要素包括：

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能产出专业知识和技术，促进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及其影响力；

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

获得风险投资以确保好创意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自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几经更替、不断变迁，但是能对全球创新资源产生强大吸引力、发挥创新辐射作用的区域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具有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多元包容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氛围；

二是能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包括高素质人才和充裕的资金；

三是拥有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组织；

四是能培育和吸引大量活力迸发的创新型企业；

五是能产生一批对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和创意；

六是拥有比较完整、适宜的创新链和产业链；

七是具有“宜居”“宜业”的生活和商业环境。

从这些特征来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世界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引领了全球创新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变革，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2、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

硅 谷

硅谷地处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近万家高科技公司集聚在此，全球前100名高科技企业有30%将总部设立在硅谷。硅谷以其优越的创新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精英，包括100万人以上的科技人员，近千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硅谷以完备的创新体系、密集的科研人员、高产的创新成果，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创新中心。依托本地丰富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周边地区的高技术产业群、高端制造业、专业服务和旅游业，硅谷逐渐发展为一个“科技（辐射）+产业（网络）+制度（环境）”的全球创新中心，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高科技行业的创新摇篮与高地。

波士顿

波士顿积聚了哈佛、MIT等世界著名大学，在128号公路沿线分布着计算机、软件、通讯、微波、导航、人工智能及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是美国高技术创造的源泉和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波士顿的创新发展是学术界、政府、工业界合作的典范，政府和军方的研究合同、军事采购，激发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人才培养、新思想的创造以及高技术的商品化，带动了大企业的扩张，小企业的创立，风险资本的形成，法律事务所、咨询公司等高技术服务行业的出现和云集，形成了特殊的高技术社区。反过来又由于它精湛的技术、广阔的机遇、宽松的环境，吸引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类优秀人才，形成了高技术产业社区独特的经济文化现象。

纽 约

2009年，纽约市政府发布新的城市发展战略，其核心是扶持企业的创新活动，制定吸引及留住顶级人才的各类政策，全力将纽约打造成美国“东部硅谷”和全球科技领导型城市。2010年，纽约市政府进一步提出建设新一代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很快取得了明显成效，数百家科技创新企业在纽约崛起，“东部硅谷”和“世界创业之都”成为纽约的新标签。据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发布的“全球创新城市排行榜（2019）”显示，纽约的创新指数已经升至全球第一，表明纽约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科技创新之都”。

伦 敦

新世纪以来，伦敦市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明确提出伦敦的新战略目标是建成“世界领先的知识经济”实体，并将“鼓励与帮助伦敦企业实现创新”作为战略重点。普华永道公司考察了全球30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伦敦在“技术成熟度”“经济影响力”“门户城市”三个维度中力拔头筹，在“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中排名第二，巩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伦敦依靠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大力发展以创意、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形成“知识（服务）+创意（文化）+市场（枢纽）”的创新模式，并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榜样。

东 京

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经过多年转型和升级，东京逐渐从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转变为现代化的创新型城市，并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创新模式，使得东京成为集制造业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东京聚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公司，如佳能、尼康、松下等企业，引领着日本的科技进步与创新。近10年来，东京PCT专利申请数量稳居世界第一，是全球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最强的城市。

0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

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区域创新生态的不断完善，是各种创新机构与服务机构和创新环境之间形成有机整体的过程。从科技创新中心成长阶段来看，处于成长初期的科创中心大多属于政府驱动主导型，成熟期的科创中心多属于市场驱动主导型。例如，硅谷和波士顿早期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大学和政府，后期已进入市场驱动阶段，而一些传统经济中心城市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过程中，其初始动力也主要来自政府，如纽约和伦敦。从这些创新中心的建设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共性经验。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与政商关系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任务是营造环境，即建立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的市场体系，培育开放合作、多元融合、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此吸引创新要素集聚。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几乎都是在公共部门的引导下开展建设的。虽然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兴起最初是由于临近著名高校而产生的自发创新行为，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正是得益于大量政府订单，才使得这两个地区得以迅速壮大。因此公共部门的引导和扶持是创新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纽约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余年间跻身全美第二大科技创新中心，前市长布隆伯格功不可没。但是政府的政策支持并非政府主导或亲力亲为。例如，纽约市在应用科技园建设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仅有市经济发展局代表市政府作为出资方参与项目，其他政府部门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支持高科技项目的方式上，政府不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组织和实施具体科技活动，而主要采用经费资助、税收优惠等间接的经济手段，鼓励私人、大学和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活动。

除了积极引导之外，政府也会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和营商环境，简化行政手续、降低商务成本来优化创新环境。例如，为了促进小微企业科技创新，政府从政策指引、规范立法、融资政策和财政优惠等多个方面着手，积极为小微企业的创新提供优惠条件，改善外部环境。纽约除了汇聚了面向全球市场的最先进、最完备的专业性服务业（包括金融、外贸、咨询、运输、新闻、广告、会计等），市政府还通过税费减免、创造就业岗位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投资研发，州政府的研发经费有意识向重点科技产业倾斜，以保持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

为了降低商业成本，东京也出现了很多类似服务机构，不断改进商业化服务水平。政府尽最大可能帮助外资企业和创业企业简化在经营过程中所需的各自繁琐认证、注册、税务、年金及社会保险、入境管理等各种手续。硅谷地区的人力资源服务、技术转移服务、金融资本服务、管理信息咨询服务、财务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多种类型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非常发达，形成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波士顿市政府为了促进科技创新，除了使用税收政策优惠、贷款政策优惠、政府直接费用支持等政策外，还发布了促进科技创新相关产业发展的房地产优惠政策。

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

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但是新知识和科研成果的提供者，也为创新活动培养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世界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与所在地的高校院所有密切联系。例如，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是世界上智力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除了享誉世界的斯坦福大学外，还有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和旧金山分校等著名大学。同时，旧金山湾区也是世界知名实验室的集聚地，包括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能源部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斯坦福线型加速器中心、农业部西部地区研究中心等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师生或校友创建了大量高科技企业，产值已占硅谷地区总产值的50%～60％，其中包括惠普、苹果、雅虎等著名企业。波士顿地区众多的高水平大学为本地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科研成果。这些成果通过专利技术、许可证等形式实现了生产力的转化。

另外，著名大学的实验室也不断根据其研究方向衍生出新的企业，与其他高新技术企业一起集聚于此，并持续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了以计算机软硬件和生物工程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伦敦拥有英国约30%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国际著名大学。名校云集、知识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多样性为伦敦提供了重要的创新财富。东京的众多名校之所以能培育出顶尖科学家，关键在于注重学术环境与学术氛围营造。东京的大学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了宽松的创新环境，很少对教师提出严格的考核指标，使科研人员能够真正在科研中找到乐趣。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激发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造力，着眼于国际前沿的科学研究，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高水平科研成果。

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并形成集聚效应

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的引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标志，更是其成长的发动机。不同企业的集聚产生溢出效应，加快了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进程。

硅谷培育并汇集了英特尔、苹果、谷歌等众多全球顶级的创新型企业，企业之间可以共享信息，同时也存在激烈的竞争，迫使各类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很多企业的研发强度超过30%。纽约因其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了微软、谷歌、雅虎、3COM等世界知名高科技企业。随着IBM、英特尔、AMD、苹果、台积电等世界芯片巨头纷纷落户，纽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芯片基地。

纽约的创新型企业大多集中在互联网应用技术、社交网络、智能手机及移动应用软件上，创业者注重把技术与时尚、传媒、商业结合在一起，挖掘互联网的新增长点。

东京科技创新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强大的本土企业研发能力，这是东京科技创新企业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根本原因。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索尼、日立等公司的总部均位于东京，企业的内部研发活动构成了城市创新的主要来源。同时，为了吸引国际知名的创新型企业，东京明确提出要建设“亚洲总部特区”，以此促进东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仅2013～2014年，东京吸引外资企业设立总部以及研发中心的企业就有40多家。

伦敦在向创新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也吸引了思科、英特尔、亚马逊、高通、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国际著名科技企业，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发挥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的融资功能

创新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发展，而任何创新和经济活动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参与。各类风投机构不但为科技创新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最初的资金支持，还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类增值服务，如融资运作、推荐人才、咨询服务、促进与其他公司间的合作，等等，以提高初创企业的价值。

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各种性质、多种功能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创新提供大量资金，从而对全球创新要素和主体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仅2012～2017年，纽约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就从23亿美元提高到130亿美元。

风险投资也是硅谷高科技企业成长的发动机，硅谷许多重要技术都是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实现了产业化。硅谷年均风险投资额高达70亿美元左右，占美国的近四分之一，天使投资额占整个加州的87％。

波士顿地区风险资本市场成熟度高，监管完善，也使得波士顿地区产生了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发展的集聚效应，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在伦敦科技城周边汇聚了英国和欧洲众多顶级风险投资公司，为科技创新提供完备的融资服务。甚至连硅谷银行和谷歌新成立的谷歌欧洲风险投资公司也入驻伦敦科技城，后者宣布为伦敦投入１亿美元的创投基金。

构建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生态

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是人才、金融、物资、信息等创新要素，以及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创新活动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集聚并相互作用的过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生态，包括基础设施、学术机构、上下游产业链、资本、人才、信息以及创业文化等。

硅谷周边发达的教育体系不仅为硅谷提供了多层次的创新人才，还提供了能够通过市场转化为财富的科技创新成果。同时，硅谷的发展反哺了教育，不仅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还影响着教育的理念和人才培养的准则。产学研协同创新被誉为“硅谷迅速发展的秘诀”。

纽约政府致力于不断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以纽约州立大学的纳米科技学院为例，该学院由大学、政府、企业等机构联合投资共建，需要同时向大学以及相关机构负责。纽约拥有数百个科技产业组织，涵盖金融、时尚、媒体、出版、广告等各类产业，建立起了产业互助系统，形成了良性的科技圈生态环境，给新公司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东京的创新活动往往表现为产业、学校和研究机构间的多方协同，发挥各自所长，实现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的有效合作。东京政府一直鼓励教育界与产业界共同设立人才培养计划，联合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这种联合人才培养计划和所培养的人才受到产业界与教育界的欢迎。

实行高度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

多元、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硅谷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风险资本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紧密互动，形成了开放式创新网络，信息、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能在不同组织间自由流动。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化创新人才，目前在硅谷企业工作的外国员工超过三成。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硅谷才能保持经久不息的创新活力，促进着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源源不断的诞生。

伦敦一直奉行全球化的人才观，既不限制本国人才的流动，也不拒绝使用外国人才，并努力创造人才回流的宽松环境。伦敦政府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将人才引进权下放到各个著名的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和高校等，授予他们自行签发工作许可证的权利。伦敦每年招收的国际学生超过20万人，来自全球200多个不同国家，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留学生城市。2013年，英国政府启动“天狼星计划”要求创业团队成员至少两人以上，且一半必须是非英国居民，借此吸引更多优秀的国际创业人才。此外，伦敦政府为优秀的国际科技创业人才提供免雇主担保签证。

打造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中心也是东京的战略目标。东京市在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中，给予外来人才多方面照顾与支持，在外籍人才创业方面适当放宽限制，从而吸引了大量国际化人才。

04、对中国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启示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推动世界分工体系和创新格局不断调整和重构，为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追赶机遇。中国科技、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9）中，中国共有18个地区进入全球科技创新集群前100位，其中深圳—香港、北京进入全球创新集群前10位，分别位居第2和第4位，上海排在第11位。

但是，我国的科创中心与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中心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现为：高端人才相对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成果较少；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不足，产业化水平偏低；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创新生态有待加强；一些管理规则和政策不能适应开放创新的要求等。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经验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改进创新创业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发挥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各类创新主体公平获得创新资源的市场环境。大力推行竞争政策，消除行政垄断和限制不正当竞争，激发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企业家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收益。改变政府支持创新的传统方式，加强对所有产业和企业都适用的普适性或功能性政策。

加快世界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改革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学校授予更多办学自主权，建设创新人才培育基地，使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形成合理的结构。优化学科结构，推动科教融合，改革评价机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领域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发挥高校院所在基础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团队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创新型企业。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机构和联合实验室，加强面向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为产业技术储备知识基础。实施力度更大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强化技术扩散与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高效对接。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满足创新链条各环节的需求。鼓励天使资金和风险投资，发展中小板和柜台交易，促进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支持创新创业的作用。努力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从全球视野出发，坚持“平等合作、互惠共赢”原则，消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促进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吸引全球人才和企业来中国创新创业，打造世界创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