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对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作出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纷纷出台相应举措。一时间，市场掀起一股新基建的热潮。各界围绕新基建的影响展开了探讨，很多人都在关注如何看待当下变化中存有的机会，如何切入其中乃至重塑企业和产业未来。

从中央多次部署，到资本密切关注，新基建也被称为数字经济的“新引擎”。那么，新基建究竟“新”在哪里？对相关企业和产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数字经济成发展重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自主移动机器人被征用上岗，““奔赴””战““疫””前线。作为柔性室内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隆博科技创始人佘元博对本刊记者表示，隆博科技为客户定制的医疗移动机器人相关订单明显增加，按照定制化要求，他们交付的医疗物资运输机器人可实现自主式医疗物品交付、跨层运输、智能避障、自主充电等功能，这也从侧面说明疫情下市场需求的应激反应。

实际上，像隆博科技一样，新基建被很多企业视为应对挑战、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那么，新基建的““新””到底包括哪些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颖对本刊记者表示，要理解新基建的概念，首先就要先明确传统基建的范畴。她表示，传统基建主要是指以““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称为新基建，为的就是区别于以往政府投资的重点，它的本质就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为主，而新基建则是加大高端装备、高端人才、高端技术等要素投入，带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催生“数字生态共同体”

对于新基建带来怎样的新未来，受访者大都强调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石颖认为，新基建将会为未来我国抢占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扎实的底层基础。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过度到工业经济，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重塑经济形态，成为未来国家间竞争力的重要筹码。

吴绪亮则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在与数字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协同性方面更要提高敏捷度，否则无法适应数字经济快速迭代创新的经济特征。只有催生了一个繁荣茂盛的“数字生态共同体”，那么其下的数字基础设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

比如，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为此遴选出腾讯医疗影像等代表性业务领域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但是，腾讯在做这一平台时并没有关起门来自己埋头做，而是依托腾讯觅影在医疗AI领域取得的技术突破，发挥“连接器”的作用，从创新创业、全产业链合作、学术科研、惠普公益四个维度推动开源开放。2020年2月7日，腾讯宣布设立15亿元战“疫”基金，其中5亿元用于医疗领域科研，并与钟南山团队合作成立大数据及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基于这一策略，腾讯构建了一个医疗机构、科研团体、器械厂商、AI创业公司、信息化厂商、高等院校、公益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开放平台，促进了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之上的整个数字生态繁荣。

“2018年下半年以来，数字经济发展重心从消费互联网逐步转移到产业互联网，这对新基建的需求、价值和战略方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推进新基建，有助于数字经济特别是产业互联网的进一步创新发展，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也将进一步夯实新基建的市场基础。”吴绪亮说。

此外，吴绪亮还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因此需要加大技术投入力度。“如果问新基建政策最值得给予大力支持的领域，前沿科技的探索无疑应该重点关注。”吴绪亮说。

在石颖看来，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见效快、发展空间有限、对经济拉动作用有限等特点相比，新基建逐步投资、发展空间较大、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等特点十分明显。新基建投资将会按年度和规划有序展开，而不是大水漫灌式地进行。比如未来5G基站和网络建设投资达到1万亿元规模，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可能超过万亿元，同时催生人工智能、互联网经济等新业态同步发展。她表示，短期来看，新基建建设将推动我国经济快速恢复到正常轨道，长期看来，新基建将会带来持续性经济社会效益。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经济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在吴绪亮看来，新型基础设施中的““新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具体来说，一方面，契合了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机遇。每一次产业革命的爆发都发展出与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契合了大工业化和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梯度转移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与外部机遇。目前我们正迎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典型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这样的时机可以说是百年一遇，而更加难得的是，中国很幸运地站到了这场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核心位置，所拥有的一批世界领先互联网科技公司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革新的浪潮。因此，与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浪潮所匹配的基础设施就是“新型”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吴绪亮认为是“新型”基础设施在形态上表现出新的形式。新型基础设施的主线为数字类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和产业互联网等产品形态，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特征，这与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产品形态有很大差异。

实际上，新基建并非是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才推出的政策。早在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明确指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在2020年3月17日-3月23日的7天时间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更是4次谈及新基建。3月23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表示，积极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方面资金，加强包括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明确“新基建”包含三方面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在4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伍浩表示，伴随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持续跟踪研究。

数字化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

应为选择标准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罗盒网络科技创始人兼CEO张璐告诉本刊记者，计划在2020年4月份成立一支1000万元规模的数字经济基金，助力数字新基建。

如今，产业界、资本市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期待新基建成为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助力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冲击，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近日公开表示:“新基建很有前景，今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