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指明了主攻方向。

中国工程院谢克昌院士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2024年第4期发表《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思考与建议》一文。文章在回顾10年来我国能源体系发展历程，把握当前国际能源领域形势和我国能源发展新目标的基础上，明晰了由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多元协同、智能普惠构成的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深化了对包括能源消费总量与结构演变、煤炭安全兜底、油气增储上产、非化石能源降本增效在内的新型能源体系的认识。进一步，提出了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创新引领、坚持深化改革的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思路，凝练了面向2035年、2050年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目标，梳理出稳妥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城乡能源体系协同发展、构建多轮驱动能源供给体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新型能源评估体系等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点举措。相关内容提供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所需的理论引导与实践支持，可为新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一、前言

   
   

能源供应及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将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实屏障、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支撑。当前，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为今后一段时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能源体系高质量发展指明了主攻方向。

深入研究新型能源体系成为能源领域的重要课题，在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特征、构建路径、待突破的关键问题、待揭示的内在关系等方面已有进展；但各能源品种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讨论欠缺，不利于从内涵角度出发深化对新型能源体系的理解和认识。为此，本文深入剖析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辨识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等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思路、目标与举措，以为新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型能源体系的内涵及特征

   
   

（一） 新形势、新目标要求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1. 能源体系的发展历程

2015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旨在以煤炭清洁高效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为重点，推动能源系统转型。随后，现代能源体系在诸多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中被多次提及。这表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成为国家能源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能源系统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能源生产消费整体保持均衡；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低碳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首位；能源科技创新能力稳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逐步增强，新能源和电力装备制造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能源惠民利民进展良好，能源普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社会用能成本持续降低。

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油气能源安全供应问题不可忽视。在发展阶段、经济基础、能源结构、利用效率等方面，我国相比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各省份的能源体系建设也有不平衡的情况。研究发现，横向对比76个主要国家或地区来看，我国现代能源体系综合指数仅处于中游水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等指标是发达经济体的2倍左右；国内各省份的现代能源体系指数差异明显，与地域区位、资源禀赋存在较强的相关度。

2. 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背景

近年来，国际形势趋于紧张、逆全球化走势增强，地缘冲突多发，多重因素叠加致使我国能源安全的风险进一步增大；世界能源供需重心加速变化，能源供需多极化格局持续演变，各国都在寻求加强能源独立供应的能力；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频发、自然灾害增多，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更为紧迫。与此同时，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新能源发展面临消纳难题，能源安全新旧风险交织；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仍然超过50%，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任重道远；能源产业与能源科技仍然存在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才队伍规模不足等问题。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都对我国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加快规划和高标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成为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直接目标。

（二） 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多元协同、智能普惠”的新型能源体系

结合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目标，能源体系在自身发展中衍生了新的内涵。从历史的角度看，新型能源体系全面继承了现代能源体系的既有内涵，然而现代能源体系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四大内涵特征互融且权重不等，在新形势下能源安全应置于首要位置。从发展的角度看，新型能源体系在现代能源体系的基础上拓展提升，形成了“多元协同、智能普惠”的新内涵；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是科学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的重要途径，“多元协同”是其中的重要支撑；“智能普惠”是实现能源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基础。

1. 安全高效

统筹能源供应安全、能源生态环境安全、能源经济科技安全，树立新型能源安全观，全面提升能源系统安全性。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可再生能源渗透，不断增强能源供应的可获得性、可持续性、经济性，着力提高能源自主供给能力。加强重要能源设施的安全防护和保护，完善应急安全管控机制。在全产业链中推动能源开发、转化、利用的高效化，提升以煤炭为主体的化石能源体系，以风电、太阳能发电为主体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

2. 清洁低碳

加强对能源开发利用全过程中大气、水、固废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在此基础上以节能提效、高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非化石能源的应用占比提升为主要途径，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促进能源体系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多元协同

完善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着眼未来能源解决方案，开发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融合互补，扩展出多元化的能源开发利用场景。统筹能源开发、传输、利用协同，集中式与分布式协同，区域能源发展协同，能源技术、市场、政策等要素协同，实现能源体系的协同发展。

4. 智能普惠

以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为突破口，推动能源系统与“云大物移智链边”等信息技术的全面集成，深化人工智能应用，实现能源发展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以能源价格负担得起、大规模能源供给可持续、普遍获得高质量的能源服务为目标，构建系统节能高效、经济成本合理、用能公平均衡的普惠能源体系。

为抢占天基信息实时智能服务这一航天强国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亟需加强天基系统的军民功能结合，将现有的通信、导航、遥感卫星以及地面通信网进行深度融合。开展 PNTRC 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建设 PNTRC 是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满足全球运动目标实时跟踪、固定目标实时监测等重大需求的必要举措。我国战略利益从本土延伸至全球，迫切需要实时地获取国土周边甚至全球范围内热点区域、重点目标的态势和变化信息。然而，我国现有天基信息系统的响应速度仍停留在小时级，难以满足上述需求，与世界航天强国的技术差距明显。PNTRC 卫星具备与高轨、低轨通信卫星的数据传输链路，数据获取后经在轨智能处理，通过卫星通信网、地面网为我国军民用户提供快速、准确的天基信息服务。

（2）建设 PNTRC 是破解北斗系统海外建设地基增强站受限难题的有效途径，从而大幅提升北斗系统综合效能。为提升卫星导航系统的实时定位精度，目前主要采用地基导航增强技术，可实现分米级的实时导航精度，但我国在海外建设北斗地基增强站受到竞争国家的长期阻挠。PNTRC 空间飞行器搭载了星基导航增强载荷，可对北斗系统信号进行增强，从而提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遂行各类军民行动所需的分米级导航位置服务能力。

（3）建设 PNTRC 可掌握通信 / 导航 / 遥感集成服务这一新兴科技制高点，支持我国在空间科技领域的“弯道超车”。目前，航天强国在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领域的竞争空前激烈，但未见有“通导遥”一体的天基信息系统方案。鉴于现状，我国应当抓住这一难得机遇，超前谋划系统建设，以通信 / 导航 / 遥感集成应用为核心突破方向，为全面提升我国空间科技竞争力、引领世界空间科技发展奠定基础。

（4）建设 PNTRC 是带动我国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等产业创新发展、推动形成空间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PNTRC 将为我国卫星应用产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开辟新方向，全面带动遥感应用、导航移动终端、位置服务、低轨卫星通信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形成“互联网+ 航天”的全新业态，产业的年产值预期可达万亿元规模。

三、对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认识

   
   

（一） 能源消费总量进入峰值平台期，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进入峰值平台期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由2000年的1.47×109 tce增长至2023年的5.72×109 tce，年平均增长率为6.1%，能源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深入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明显加快，2035年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放缓增速并进入峰值平台期，对应峰值约为6×109 tce，增量部分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承担。2035年后，能源消费总量将稳中有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持续提升。

2. 新型能源体系中各类能源的定位与作用

煤炭在近中期的作用主要是保供，而在长期的作用转为减碳降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稳定的“压舱石”“稳定器”，煤炭的供给弹性、煤电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煤化工产业的多样性都为能源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贡献重要力量。清洁低碳要求煤炭开发利用全过程实现绿色化、清洁化，需发挥好煤炭的原料、能源双重属性，并与非煤能源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共同提供多种终端消费产品。

油气是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应急储备的关键品种，也将是清洁降碳的过渡能源、电力系统的调峰能源、社会广泛应用的普惠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油气仍然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品种，保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非化石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将逐步提升至主体地位。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提升终端电气化水平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方向，需坚持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的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陆上与海上协同、单品种开发与多品种互补并举。

（二） 煤炭发挥安全兜底和能源转型支撑作用，以建设低碳化煤基能源技术体系为重点

1. 提升煤炭安全保供能力

继续加强煤炭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工作，针对战略性煤炭资源开采，适时制定总量控制、限量开采等保护性措施。建立煤炭资源储备制度，规范开展煤炭资源储备的建设和管理。加快推进煤炭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煤炭生产开发重心进一步向资源禀赋良好、市场竞争力强的晋陕蒙新地区集中。分级、分类推进安全高效煤矿智能化建设，深化灾害严重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实施中小型安全高效煤矿的“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专项行动。

加快推进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建立储备管理信息系统、储备动用投放机制，实现储备基地动态监测和调度管理“全国一张网”。采用灵活的中长期合同形式，提高合同履行水平，加强后监管，稳定煤炭供应的基本面。

开展火电的灵活性改造，提高存量发电机组的灵活性和可靠性，拓展建设“西电东送”等跨区域重点输电通道。推动煤炭由原料、燃料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商品转化，实施传统煤化工产业升级改造，推动现代煤化工高端化、低碳化、多元化发展。

2. 推动煤基能源技术体系低碳化发展

优化煤炭利用结构，提高发电用煤的消费占比，重点发展煤炭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属性。发展清洁、低碳、高效的先进煤电转化技术，攻关超超临界发电、循环流化床发电、新一代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与燃料电池联合循环、燃煤机组清洁高效热电辅助调峰、火电机组全过程节能智能监控、配置CO2捕集的绿色煤电、煤气化耦合煤粉锅炉的超低负荷等燃煤发电技术。

研究现代煤化工产业与技术升级示范、煤基先进材料，攻关催化气化、加氢气化、高硫煤气化等新型气化技术，合成气一步法制液体燃料及高值化学品技术，富油煤分质分级利用技术，煤基石墨化结构材料和多功能碳材料制备技术等。

发展降碳、固碳等煤炭开采与利用减排技术，提升煤炭的加工与利用效率。加强煤炭与可再生能源的耦合，发展煤与生物质、垃圾耦合燃烧发电，煤与太阳能耦合发电，多元燃料锅炉，生物质热解气化增值联产等新技术。加强煤炭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的深度耦合，发展CO2重整CH4制备合成气、CO2驱替CH4开采、CO2加氢制烯烃和甲醇等技术，最终实现煤炭利用的近零排放。

建立与煤基能源体系相适应的煤炭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制度。增强煤炭能耗统计基础能力，建立准确可靠的煤炭消费台账，科学校核相关统计数据，支持对综合能源消费量、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等能耗控制指标的深入分析。

（三） 油气作为能源安全的核心环节，以增储上产、多元保供为首要任务

1. 油气是能源安全的核心环节

油气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我国油气需求量仍在上升，而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资源禀赋不足、产能增长乏力、对外依存度偏高的不足。油气应急保障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地缘冲突、能源转型的背景下，世界能源市场上的油气价格、供需关系等极不稳定，我国油气安全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和考验。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加大了油气进口的成本和供应风险。我国油气进口来源存在依赖性，规模巨大且易受制于人。在油气进口方面，尽管已在争取来源地的多样化，但中东地区、俄罗斯仍然占据高的比重。我国进口通道的多元化程度偏低。我国虽然逐步建成包括东北、西北、西南陆上通道以及海上通道在内的四大油气进口通道体系，但是油气进口总量的80%依靠海上通道输送，又以南向航道的占比为最高，因而油气进口受海上节点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

在战略油气储备方面，我国尽管有着较大的总量，但日均消费量过高导致储备天数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整体上，我国的油气战略储备能力仍显不足，尤其是应急保障压力较大。

2. 增储上产、多元保供是油气行业的首要任务

深水、深层、非常规、极地是油气增储上产、安全供给的重要潜力方向。① 深水油气开发潜力大，已是国际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领域，发达国家建成了3000 m水深级海洋石油工业技术体系。我国深水油气资源丰富，在成熟的300 m水深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装备作业的基础上，正在迈进1500 m水深级并积极探索3000 m水深级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② 深层油气高效开发能够应对我国战略资源接替的重大需求，将成为油气增储上产的“主阵地”；基本形成9000 m深度并初步构建10 000 m深度的油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体系、装备和作业能力。③ 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丰富、探明程度低，在非常规致密油气、页岩气、煤层气以及深层的火山岩油气、碳酸盐油气等勘探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相应产量快速增长，未来发展势头强劲。④ 极地油气资源丰富，北极有望成为世界油气资源开发的新基地，北极所属国家正在推进北极油气勘探开发。我国积极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合作，以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为代表的中俄北极油气能源合作取得进展，与美国、欧洲国家在北极地区共同投资的天然气勘探和开采项目也有所突破。

（四） 非化石能源是未来能源增量的主体，降本增效、高比例消纳等亟待拓展

1. 多元化发展非化石能源

电力生产绿色化驱动非化石能源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未来非化石能源将是主要电源。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大型海上风电基地、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在负荷中心及周边地区建设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设施，鼓励就地开发、就近消纳。推进水电基地建设，位于金沙江上游、雅砻江中游、黄河上游等河段的水电项目顺利开工。有序发展核电，积极推动沿海核电项目建设，实施模块化小堆、高温气冷堆、快堆等先进堆型示范建设，开展核能供热、供汽、制氢，热法海水淡化等综合利用示范。

因地制宜发展其他可再生能源，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发展生物质能清洁供暖；扩大地热能发电、供热、制冷等的利用规模，开展光热发电规模化建设。开发利用海洋能，推动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等在海洋资源开发、海上能源供给等方面的应用。加快新型储能的多元化、规模化应用，拓宽储能应用场景。推动农村能源革命，完善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村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提高农村绿电供应能力。优化非化石能源（特别是新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的耦合应用。

2.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并增强灵活性调节能力

能源转型关键在于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需要支撑高比例风光发电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加快西北地区“沙戈荒”综合能源基地建设，发展沿海地区海上风电并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增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自给能力。赋予水电以新的定位，推动典型流域“水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发展，深化水电和新能源协同发展。推动核电与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耦合，构建“低碳复合能源系统”，发挥核电清洁基荷能源作用，支撑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和应用。以电网为基础平台，增强电力系统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强特高压、超高压骨干网架建设，促进各级电网协调发展；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推动电网主动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新型储能关键技术，提高储能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推动储能成本下降和规模化应用。

在新型电力系统成型后，电源侧呈现以新能源为主体、多种电源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电网侧表现出柔性化、智能化、大电网与分布式电网并存融合的发展态势，用电侧具有负荷柔性、绿电消费比例高、灵活调节能力强的特征，储能侧形成多时间尺度、多类型储能协同运行能力以保障电力系统动态平衡。

四、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思路、目标与建议

   
   

（一） 发展思路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科技创新为源动力，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一是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能源安全供应稳定和绿色低碳发展。把牢保障能源安全这一前提，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和薄弱环节，强化科技攻关、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新型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提升新型能源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践行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注重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协同推进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低碳转型。

二是坚持创新引领，切实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保障能源体系多元协同发展。加强新型能源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升级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能力，增强新型能源的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构建多轮驱动的新型能源供给体系，促进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融合发展、城乡能源体系协同发展。

三是坚持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宏观管理与调控作用，加快构建新时期能源治理体系。完善民生领域的能源需求保障机制，让城乡居民从能源发展中体会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支撑城乡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能源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市场，拓宽能源领域高水平国际合作。

（二） 战略目标

始终牢记“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整体上，到2035年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立，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到2050年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兜底保障、具有高度安全可靠特征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

结合相关项目研究成果，新型能源体系主要按照两个阶段推进建设。① 2035年前，能源与电力的消费量仍将保持增长，面临保供、减碳双重目标压力。到203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增长至6×109 tce，增量部分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承担，之后能源消费总量将稳定在5.5×109~6×109 tce；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下降至45%左右，油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呈现油降气增的趋势；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主体电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终端用能领域的电气化水平逐步提升至35%左右。② 到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消费占比力争下降至30%，油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维持在30%左右；非化石能源的比重将增长至40%，逐渐成为能源供应主体。

（三） 重点举措

1. 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稳妥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保障能源安全置于能源体系构建的突出位置。识别宏观战略与供应风险，加强能源资源的储备能力建设，提升预警和应急能力，确保供应链稳定。多举措推动化石能源增储上产，科学设定产能底线，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互济互保、互为备用。增强能源应急供应能力，优化能源管理体系，增加煤油气国家战略储备，坚守能源安全保障底线。

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确保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按照全国统筹、区域协调、试点先行的原则，结合区域发展战略设计和能源资源禀赋，体现系统优化、与区域特色相结合的要求，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驱动区域能源低碳转型，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注重区域内能源低碳转型与发展相协调。

2. 深化能源消费革命，推动城乡能源体系协同发展

落实节能提效优先政策，通过价格、市场机制等重塑能源电力消费生态。树立“节能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严控新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新增已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产能。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顶层设计，加强源头管控，驱动主要用能行业消费结构转型，保持能源生产和消费平稳增长。坚持以能耗统计为基础并辅以排放监控，确保排放因子的标准化、国际化。

深入开展农村能源革命，提升城乡能源普遍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扩展屋顶光伏、农光互补等分布式绿色能源建设，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形成新能源富民产业并助力乡村振兴。改善乡村能源基础设施，满足居民生产生活对电、气、冷、热等的用能需求，加快农村能源转型进程。

3. 构建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促进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融合发展

坚持先立后破，发挥化石能源的基础保障作用，开展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协同优化布局。以“沙戈荒”地区为重点开展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优先利用存量电源，精准优化电源规模配比。加快构建以电网为枢纽平台的综合能源系统，实现电力与氢、气、冷、热等能源的深度耦合。统筹考虑各类能源系统的经济性，避免干扰正常发展的产能过剩现象以及不合理、不成熟的新能源技术过早产业化。

稳步推进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融合发展。利用火电的灵活调峰能力平抑可再生能源的出力波动，化解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及其伴生的应用难题。发展化石能源与生物质、储热、绿氢、绿氨的耦合发电技术，协调化石能源利用和CO2减排之间的关系，确保能源消费低碳发展。

4.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保障能源产业链自主可控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科技支撑能力，围绕能源产业链短板和“卡脖子”技术，接续实施油气领域科技重大专项。适时启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科技重大专项，研究部署新能源（含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等）领域的科技攻关项目。

重点布局深度节能、可再生能源效率提升与规模化利用、多能互补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加快研制煤炭智能柔性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CCUS、深水／超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非常规油气开发、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并网与远距离／跨区域输送、规模化储能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装备。

5. 基于多目标权衡构建新型能源评估体系，协同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以发展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构建兼顾多维目标的新型能源评估能力，从资源禀赋主导的传统能源体系要素组合转为资源禀赋、技术、生态、经济、基础设施等要素融合的新型能源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区域能源转型的定位与任务，设计差异化、多区域协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路径。突出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推进传统能源体系向新型能源体系的平稳过渡。

应用能源数字化技术，赋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完善多个维度关联的泛能源大数据体系，引入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系统、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建立能源体系全链条和全过程、覆盖多维要素的管理能力，为能源体系要素组合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决策支持。

五、结语

   
   

新型能源体系是在现代能源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内涵延伸和特征拓展。本文提出了“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多元协同、智能普惠”的新型能源体系内涵特征，论述了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定位，阐明了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思路、目标和举措，提供了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所需的理论引导与实践支持。

着眼未来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还可关注以下要素保障措施：创新配置生产要素，着力发展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分层次培养跨领域、复合型的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完善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目标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解决领域发展“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