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力要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需要与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形成多模态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产业动能。只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分工协作、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算力变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新质生产力长足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算力，即计算力，其本质是信息处理的效率，衡量着以计算机为载体的信息系统完成计算任务的能力。从广义上看，算力涵盖算法创新、并行计算架构、大数据处理平台乃至产业生态等诸多维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求是》第6期也刊文指出，“算力是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大规模调度运营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就在5月7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进一步集聚发展新型算力赋能新质生产力若干政策》正式发布。

作为数智时代生产力之源的算力，正定义着新的生产力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有研究表明，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分别增长3.3‰和1.8‰。算力为数据、算法等新生产要素赋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由此对经济运行规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乃至国家治理理念等带来深远影响。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算力的竞争

经济学通常将生产力定义为单位投入所创造的产出数量，反映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效率。算力所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正是将这一内涵由物理空间拓展到了数字空间，它以数据和算法为关键生产要素。

当前全球算力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全球计算设备的算力总规模2023年已达到1369EFlops（EFlops指每秒进行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增速每年达到47%，预计未来五年全球算力规模将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全球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将超过3ZFlops（ZFlops指每秒十万亿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训练大语言模型所使用的数据量和参数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带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炸式突破，芯片制程工艺也突破了“摩尔定律”（即“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增加一倍”）桎梏，算力密度指数级增长。以GPU芯片为例，过去10年中，英伟达GPU的AI推理性能增长了1000倍。必须指出，算力绝非单纯的技术红利，更应被视为重塑生产力、重构社会形态的革命性力量。

算力竞争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旨在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优势，提升其算力基础设施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关注的任何国家”在该领域展开不公平竞争。该法案本质上将加剧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欧盟的《2023-2024年数字欧洲工作计划》也提出，投入1.13亿欧元提升数据与计算能力。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在全球算力规模中的份额，分别为34%、33%、17%和4%。基础算力和智能算力方面的竞争，均以美国和中国为第一梯队。抢占算力制高点已成为主要大国不约而同的选择，谁掌控了算力优势，谁就能主导未来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从而掌握新型生产力样态的发展命脉。

算启新质：算力驱动了新质生产力

算力要转化为新质生产力，需要与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形成多模态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产业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用，将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推动社会形态的系统性重构：一方面，算力驱动的智能化生产，催生出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推动制造业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另一方面，算力驱动的智能化服务，正在重塑人们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催生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新型服务业态，推动服务业从标准化供给向精准化供给转变，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算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遵循“算力+数据+算法→新质生产力→多模态应用场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新型社会形态”的作用路径。

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将引发经济范式转变，实现从工业经济到算力经济的转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经济发展动力从“资本-劳动”向“算法-数据”的范式转换，大算力驱动的算力经济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核心范式。

算力作为新时代核心的生产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爆发提供了关键驱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各种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深刻重构变革；社会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也将不可避免地反馈到并影响算力形态演化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路径。

算力引发新型治理样态

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态，正深刻改变着政府治理的形态、对象、主体和生态，引发了治理形态的“脱域化”、治理主体的弥散化、治理对象的精准化、治理生态的“泛在化”。

上述四种治理样态的根本性转变出现以后，政府与政府、政府与社会、线上与线下将逐步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治理活动由此突破了地理区域和组织边界的限制。政府的职能、作用和治理方式也将不再局限于物理边界和传统的行政手段，而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步实现治理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政府还将整合多源异构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实现对治理对象的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泛在网”则是指通过互联网连接各种设备和物品从而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数据化。算力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治理系统从相对封闭走向泛在融合，呈现出鲜明的“泛在化”特征。

实现算力驱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算力正加速成为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的核心要素，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正加速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数智文明。面向算力时代的国家治理，其理念、模式、手段正经历深刻重构。一方面，算力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引发了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关系调整，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全新课题。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理论须加快从经验型走向数据型、服务型，以适应社会治理日益呈现出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另一方面，算力、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变革性运用，使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逐步进入崭新阶段。在治理实践中，政务大数据、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新技术新应用加速落地，推动治理流程不断再造、治理模式不断优化，进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重构。

实现算力驱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和市场要在错位发力中形成合力。在算力基础设施供给方面，政府要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着力破除“卡脖子”难题，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在技术创新应用方面，则要更好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创新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同时，还要大力弘扬开源文化，加快建设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以开放促进创新、以开放促进发展。总的来看，只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分工协作、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算力变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为新质生产力长足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