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新一代数字化、绿色化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度亟待提升。当前，我国数字化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培育、制度建设仍不完备。数据采集利用的相关权属不够清晰。企业能耗与排放数据的采集、交换、运用受到标准和使用规范缺位的制约。数字化发展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培育不充分。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人才方面，既懂数字技术又懂行业知识的人才紧缺是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挑战，而在数字化与绿色化发展中，更需要“数字化+绿色化+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领域，产业技术基础不够完善，产业链存在明显短板。虽然我国拥有较为齐全的工业品门类，但在部分门类的细分领域，一些关键产品目前仍无法生产，或者在良率、性能、稳定性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例如，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航空发动机、农业装备等领域产业基础薄弱，先进工艺应用程度不高，核心基础部件和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科技创新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亟待加强。在核电领域，受制于我国工程基础方面的因素，部分满足核级标准的仪控系统、大型核电分析设计软件尚依赖国外。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市场准入的技术壁垒和政治干扰因素增加。美国通过科学技术领域“精准脱钩”、产业制造领域“低端锁定”、智力环流的“人才限制”、金融投资的“双向封堵”对我国进行遏制，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小院高墙”的科技竞争战略，更加突出政府主导、盟友协作、精准定位等特征。拜登政府在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对华“脱钩”。在技术管制上，管制范围从军用技术、关键技术扩大到基础技术、新兴技术，特别是在半导体、信息通信技术、医疗器械、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和航空设备等高技术产业重点领域打压我国科技进步。美国在供应链上推动友岸外包，通过供应链多元化方式部分替代中国供应链。

四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宏观统筹协调的治理机制亟待优化。一些地区存在同一产业重复布局、缺乏整体统筹的情况。以新材料产业为例，一些地区发布的新材料产业规划未充分立足自身条件及优势进行合理定位和差异化分工，存在趋同现象。相关材料产业布局缺乏顶层设计和市场分析，宏观统筹协调不够，盲目跟风式投入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影响了新材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