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趋势
添加时间：2023-08-28 点击次数：249
新一轮科技革命迎来多点爆发式发展，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技术、空天信息、绿色低碳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融合发展，有望形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并驱动经济社会变革式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突出重点，着力突破，力争在关键领域抢占竞争制高点。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崛起，产业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带动了经济发展，技术能力日益增强，工业自动设备打通信息技术与操作技术的壁垒，实现设备和信息系统无缝连接，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与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应用，助力各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然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已经进入创新突破、深入渗透、扩散应用的加速发展期，新一轮科技革命迎来多点爆发式发展，在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高度交叉和深度融合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各国聚焦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这就要求我国突出重点，着力突破，力争在关键领域抢占竞争制高点。
长期以来，我国在产业技术发展方面对国际化、全球化依赖过高，满足于改良式创新。同时，由于我国高端复合型人才以及其创新能力目前还不足以支撑我国核心技术产业完全自主创新，尽管近些年来，中央企业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方面积极行动，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但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建树不多。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构筑成熟的产业创新体系，长期垄断产业尖端技术。根据欧盟委员会2022年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排行榜，我国上榜企业678家，研发占比17.9%。而美国上榜企业高达822家，研发投入占比40.2%。研发投入以及科技攻关方向的不同导致两国企业的利润差距较大，美国企业利润高达9219亿欧元，而我国企业只有4420亿欧元，不及美国企业的一半。此外，我国基础科技成果转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美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40%左右，我国的数据仅为10%，亟待全面突破。
我国在关键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先进制造工艺、产业核心技术水平与自主可控能力等方面，与世界制造强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诸多领域，我国都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虽然部分零件实现了国产，但核心装备却依赖进口。
材料也是我国工业领域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多领域被“卡脖子”多是因为材料问题未能解决。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95%的服务器、通用处理器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鉴于设备对海外高度依赖，材料无法长期备货，外部环境恶化可能导致上游供应短缺风险。我国集成电路制造业的设备和材料高度依赖进口，贸易全球化受阻带来的供应链采购风险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之一。
面对数字时代，我国提出了加快建设数字化中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建设，用数字化变革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但由于不同行业、区域、群体的数字化基础不同，数字化发展差异明显。
首先，不同行业之间数字化进程不同。例如，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核心工艺技术尚未找到合适的融合发展方式，相对薄弱的数字基础又难以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落地要求。
同时，我国中小微企业较多，受困于市场规模较小、实施周期不明确、人才短缺等问题，实现融合探索的难度较大，数字化转型也相对滞后。从发展区域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群，超过50%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聚集在5%的城市里，东西部和城乡数字化转型明显发展不平衡。而且，老年人以及一些特殊群体在数字化浪潮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种发展不平衡性也制约了数字化创收。
目前，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了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跨越发展，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
长远来看，下一代网络不再提供单一的通信服务，而是以综合信息服务环境呈现。随着宽带接入和互联网的普及，下一代网络将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为广大用户提供各类信息服务，将是一个和谐的通信社会，继承电信网可盈利、可管理的业务提供模式，并吸收互联网灵活开放的优点，将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呈现两大发展维度，一个是遵从延续摩尔定律（More Moore）驱动的先进工艺，侧重于工艺持续微缩；另一个是遵从拓展摩尔定律（More than Moore），侧重于满足功能的多样化，从应用需求方面驱动发展，即成熟/特色工艺。
我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主要范围包含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嵌入式系统软件。随着国家数字经济的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各领域用户的软件与信息技术需求已从信息化向数字化转变，需求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未来，我国将围绕软件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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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稳固上游，夯实开发环境、工具等产业链上游基础软件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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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攻坚中游，提升工业软件、应用软件、平台软件、嵌入式软件等产业链中游的软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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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优下游，增加产业链下游信息技术服务产品供给，增强专业化细分，以具体行业客户需求为中心，推出具有实物形态的工业级或消费级软硬件一体化产品。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处于起步探索转向规模发展关键期，当前及未来最有潜力上云的工业设备企业包括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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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高耗能设备，如炼铁高炉、工业锅炉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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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用动力设备，如柴油发动机、大中型电机、大型空压机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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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能源设备，如风电、光伏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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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高价值设备，如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燃气轮机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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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仪器仪表等专用设备，如智能水表和智能燃气表等。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热潮兴起、数字中国建设走向深入，我国大数据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各区域更重视大数据发展与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紧密结合，同时各级政府也都更积极地探索数据驱动的政府服务模式创新。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正在加速进行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逐步加深，超越金融行业，成为大数据产业应用最大的领域之一。金融领域位居第二，依然是大数据技术应用广泛的行业之一。除此之外，交通物流、制造等行业领域的云计算应用水平正在快速提高，占据更重要的市场地位。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化发展使得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创新加速，已成为大国博弈聚焦点。世界各国除采用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之外，均在长远布局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加强国家顶层科技战略布局与战略科技力量部署，力图打造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先发优势。面对多变的内外部形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各项资源要素的积极作用，迎接挑战，支持和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力争在关键领域抢占竞争制高点。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推动平台搭建和一体化的发展，充分利用重大专项、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等机制，加大对数字“新基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两化深度融合共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工作的财政支持；坚持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转变创新模式，鼓励大众创新；骨干企业承担基础性、战略性、关键自主性、前瞻性的任务，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尽快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和标志性产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人才培养建设，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
充分发挥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加强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共同开展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和产业化应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重点领域，汇集力量突破共性技术难关，深化与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加速尖端技术的自主攻关，着力解决“不敢用”瓶颈。
加快提升支撑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高端复合型人才和科研人员素质，整合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科技产业孵化平台等各类创新资源，主动布局多元化、协同化的前沿技术研究体系。提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学科专业水平，推动高校开展涉及不同领域的交叉学科，解决学科“交叉”“融合”“跨界”所对应的难题，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瞄准未来10年至15年的前沿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技术壁垒，提高创新能力，着力培养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支持中央企业研究项目与产业园区、孵化器、高校院所开展合作，政府与企业在战略性新兴及未来产业领域共同推进常驻研究员等方式，培养专业性、战略性、储备性人才。
会同研究院所、行业组织协同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国家人才的培养，加快建立多层次、体系化、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工程实训基地、应用创新推广中心和创新合作中心等创新载体，打造产学研融合、区域协调联动和公益商业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建立适应两化深度融合发展需求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和评价机制，完善技术入股、期权激励等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充分激发人力资本的创新潜能。
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供给、创新供给、生产供给能力，通过全面扩大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强化国内外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关联互动，支持国内企业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研发机构的实质性合作。
一方面，考虑对外投资，布局一些非自身主业但对国家产业战略有帮助，或者有利于增加谈判筹码的领域与项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利用国际创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