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勃兴发展不仅创新创造了新兴产业业态，赋能社会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重新形塑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加速人类社会交往联系方式的融合重构。中国最早洞察这一数字化发展的时代变迁，并向全球首倡“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以塑造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和更具活力的数字世界为己任，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数字化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鉴于数字命运共同体在学界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要首先从根本上澄清与厘定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蕴涵，以便进一步理解并解决相关的理论困惑问题。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产物

在其概念上，数字命运共同体意指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而搭建起来的覆盖全球的数字交往网络，并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人民纳入其中，形成全人类相互联系、互动联通、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体系。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考量，数字命运共同体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基于如今数字技术革命性变革的背景，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使然，同样也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逻辑必然。人与人的交往活动，抑或许多西方学者谓之为“主体间性”交往的起点是时间与空间的在场，人们的交往活动总是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关联，而数字化交往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其以一系列数据量化、整合、编码以及传递的总体过程，彻底摒除了交往所固有的时空障碍与拘束。在数字技术的襄助之下，人类交往不受限于时空，进而完成对象之间跨时空的对话与沟通，改写了人类交往的传统叙事。正是由于数字交往的虚化、辐散以及超越时空羁缚等一系列独特属性，交往活动必将跨越时空，不再受缚于一国的疆界，不断外向扩散。伴随数字化这一动态扩散性的过程，人类交往必将趋于紧密，各国各族人民的深入交往亦将日益趋向于共同体的形成。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赓续与发展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共同体理念，数字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深厚、联系密切。一言以蔽之，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赓续与理念传承，同时也极大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用范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升华。

一方面，从逻辑上看，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随着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互联网场域也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在此基础上，中国则进一步提出“共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呼吁号召各国共同重视和平相处、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建设。伴随数字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以及数字化对人类生活的深度融合介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将成为现今与未来的发展要求。如果说信息化仅仅意味着数据的采撷、整合与编码，以静态的数据保存与传递为主要特征，那么数字化则象征着更高层次的动态交互、动态联系过程，更加强调数字化主体间的互动关联。数字技术开辟新的生产场域，实现了更为高效化、更为智能化的生产互动模式。较之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则在虚拟性、渗透性和互动性上更强，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功能；数字技术赋能生产的效率与发展潜力更强，能够直接作用于现实领域并产出效益；数字技术运用于社会实现共享的覆盖面更广泛，能够广泛介入日常生活中并对其施加作用。在二者关系上，信息化是数字化的前阶和基础，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的应用与提升。数字命运共同体旨在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人类的数字化交往问题。数字命运共同体深深植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思的深厚土壤，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价值取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构成部分。

另一方面，从现实实践上看，数字命运共同体拓宽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用范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社会形态的进步与人类生产生活的跃迁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数字技术俨然已成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途径。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应用加持，数字命运共同体则深深拓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路。因此可以说，数字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表现形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篇章。

数字命运共同体蕴含多元平等的伦理价值

数字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尺度，以寻求构建公正合理的数字治理秩序为价值诉求，主张开放包容，倡导主体多元，不仅强调主体间的平等互动，还要谋求同各国共同发展、共促进步。

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构建和平发展的数字发展共同体为价值尺度。在理论上，数字技术以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创造了新型的交往互动场域，使得“共同的使命感”更为容易出现。在这点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都保持一致的共识见解。有国内学者指出，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数字领域，数字技术将促使其在组织形式上分别经历从静态的信息联合体、动态的互动共生体、制度化的组织化集合体到最后万物互联、命运与共的社会化共同体四个阶段，因而数字技术能为人类交往的进一步的紧密团结注入新的力量。英国学者福克斯分析从web1.0向web2.0的互联网迁变历程，以及展望未来更加注重群体内部协作化的web3.0，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不断提升主体的社会性，增进人类互动协作的可能。在实践上，正如前文所述，数字技术以其虚拟性、扩散性及渗透性摒弃时空对人类交往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的交往实践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数字技术的发展赋能各国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深入交流，将人类共同引向和平发展的数字发展共同体。

数字命运共同体以寻求公正合理的数字治理共同体为价值诉求。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为应对全人类的共有问题，诸如猖獗的数字霸权主义、日益深化严重的数字鸿沟共同指向现如今不公正的全球数字治理秩序。数字命运共同体将满足各国希求以数字技术寻求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望，携手共建一个更为公正合理、平等有序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此外，对构建和平发展的共同体这一普遍性原则并不与各国谋取主权独立、自主发展的特殊性原则互斥。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不追求统一的发展范式，而是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坚定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各国导向统一的共同体构建，高度关注、尊重各国的特殊国情与发展背景，逆转了禁锢思想已久的所谓追求“同一性”发展范式的惯性思维。数字命运共同体所造就的数字交往空间并不是某个国家的自留之地，而是供给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享有的共同财富。要秉持发展的逻辑，尊重各国自主的利益诉求，反抗全球数字霸权主义，力求弥合数字鸿沟，共同塑造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共同构建一个平等、开放、包容、有序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作者：李鸿旭（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