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专家：陆大道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

编者按  2016 年正值《中国科学院院刊》创刊 30 周年，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本刊特推出“现代智库建设及其思想传播”专题，邀请国内相关智库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智库建设及其思想传播。围绕该主题，特采访了几 位在智库建设中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以期为高效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提供借鉴和参考。

《院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当前，国家非常重视智库的建设，中科院学部一直在国家决策咨询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学部的重要科学家，您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重要意义有哪些理解？

陆大道： 中央如此重视加强我国的智库建设，其背景和意义，我还领会得很浅显。我想，从国家大局看，可能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需要。具体的可能在3个方面。

（1）今天，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在向世界大国和强国迈进。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总量和日益复杂而重要的国际关系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出现变化和新的态势。我国对内、对外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政策需要在保持连续性、调整、重大改变以及重新制定等方面及时作出科学的反应。国家大了，面临的国内外大事多了，事关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社会发展等等，问题的复杂性和决策风险也空前增加了。（2）领导人的任期制普遍实行，通过各种智库的建议来及时、准确、全面、历史地了解实际情况就特别重要了。（3）国家各个管理部门各有其责，部门间分割情形仍然突出，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综合性的影响。虽然从上到下都有综合性的协调机构（各级发改委等），但条条分割现象仍然严重，而“条条”之内往往是“一支笔”“一张嘴”。自己对本部门的工作不会说“不”，也舍不得说“不”。实际上，也不允许真正揭露本部门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在以往的实践中，这种体制上分割的现象带来的弊病是普遍存在的。某些领域由于决策和行动的偏差，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及浪费而得不到前瞻性预警和及时纠正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政府高层的决策做到及时准确呢？位于“第三方”的智库学者的作用就显得很必要、很重要了。因为他们可能跨越某些体制上的障碍。这些新的发展形势，为各种类型的战略咨询研究和智库建设提供了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置身于政府主管部门之外的咨询机构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建设现代化强大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美国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决策机制，无疑具有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各种智库的运作及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很值得我们参考。这也可能是今天我国国家领导人重视智库建设所考虑到的原因之一。

凡世界上崛起中的大国，其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都曾经充分体现了其巨大的价值和公信度，影响了全世界。中国正处在开创百年国运的时刻，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军事实力也开始逐渐强大，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创造力。但同时，我们在国内外发展遇到的若干问题乃至危机，也相当严峻。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及国防实力的增强，我们也更加能够、更加需要向世界宣传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思想文化，并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应有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智库力量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高端智库，将在国家决策和社会动员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为阐述我国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的重要平台和工具，也是我国作为世界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智力基础。

《院刊》： 所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其“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地方？它与通常意义下的“智库”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陆大道： 智库，或者称之为“思想库”，是研究国家发展和政府决策所需要的关于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问题、外交与军事安全问题、政府管理与社会稳定等领域的形势并提出决策分析与建议的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帮助政府决策者对国内外重大问题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并制定相应的方针与政策。

在美国具有数量很多的智库或智库性质的组织，其中一类是以各种基金会名义出现的，这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捐资人为了影响政府高层决策以符合自身利益而建立的咨询研究机构，甚至部分智库机构就是少数金融寡头和精英们推行金权政治的工具。但众所周知，长时期以来，美国的各类智库组织的报告、评论、预测、建议等，对政府决策、社会舆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谓国家的高端智库，当然就是在国家层面，集中了一批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原外交家、银行家、投资人、科学家）的机构，其目标是研究以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国际地缘政治、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重大生态问题及资源环境、国家可能遇到的危机的判断预警和对策等战略性问题为主要方向，并将这些研究成果以各种形式向政府高层提出分析、建议，或对社会直接发布。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当今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对关系到其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都是极端重视的，都要在多个层面、经过复杂且反复的程序才能作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相应的机构，要科学决策，就必须具有民主的过程。否则，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改革创新，规范发展。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从中不难充分理解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性。

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之上的战略研究与咨询。

什么是“国情”？国情是指一国之相对稳定的、总体性的客观情况和特点。这种客观情况和特点包括对该国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因而常常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大致轮廓。认清国情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的客观基础，也是确定适宜的发展目标、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的根本依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当然包括根据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等。

为什么在像我国这样的大国的国家管理中需要发挥各种智库作用呢？有些人说：对于现在的各种问题，中央不都已经“深入研究”了吗？不是已经作出正式决策了吗？那还要我们提什么意见呢？既然中央已经决策，就肯定做过了详细研究而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还需要再重复研究吗？也可能因为这些疑问、顾虑等，长期以来，对还在实行中的方针政策，大家都不去议论、不敢议论。因为觉得这样的决策总是正确的。

就比如“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倡议，我认为，最高领导人作出“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时，主要是根据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全球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对比作出的，无需具体了解以上提出的方方面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可能也知道这些具体情况和问题，但可能是分散的。因而，学者们以研究的角度综合性地提出来，仍然是有必要的。这一战略的实施，还需要一套方针、更多的政策、更多的措施去保障，这些是需要去研究的。即使这些都有了，也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认为，现在对中央领导层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倾听不同声音的理念不应该低估。如果任何时候对正在实施的方针政策都不提不同意见，那么每个新的中央决策又从何而来呢？

智库的研究和工作人员，需要具有独立的观察和分析精神。对于正在实施中或正在制定、即将出台的新的方针、政策，智库人员要积极主动地提供背景分析、必要的数据和情况。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问题的苗头，都要及时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高层也在进行调研，甚至是高层领导之间也会有不同看法。这时，智库的工作就带有某种政治敏感性。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坚持的，即对那些还没有作出决策的问题，只要拥有充分的依据，还是应该发表意见或建议。我认为，几乎所有起了重要作用的智库报告，都有“yes/no”的观点。甚至可以说，都要说“no”。因为过去没有的方针、政策、措施，你提出来了，也是“no”嘛。

“看领导脸色行事”，是外部某些媒体和人士对我国智库工作的负面评价。长期以来，社会上就有这样的反映：通过各级政府向上报告或反映的情况，多是经过严格过滤的“二手情况”；中低层政府机构的领导和智库人士，要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如：既有方针政策实施中的负面问题，智库人员不敢明确地写入报告中；较高层的领导对于较低层机构上报材料中的不实情况或不当结论，动辄就对下级提出批评。凡此种种，造成了“报喜不报忧”的弊病广泛流行。试想，这种情况容忍下去，会对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有些领域的重要政策和方针在实行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倾向，甚至危害到社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这种类型的智库报告，当然需要的是“批判”而不是“歌颂”。反映这类性质的问题，在当时具有政治敏感性，即可能与高层领导的观点相左，或可能给党和政府工作“抹黑”，等等。这种类型的咨询工作客观上存在，需要做吗？需要秉承怎样的理念和政治智慧去做呢？我相信，今天的高层领导是了解这些情况的。在我国高层领导重视智库建设和智库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做好各种智库咨询工作，大环境会更好。当然，要求也会更高。为了做好各类咨询研究工作，智库提供的研究和咨询报告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对一些关系到国家发展、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应当做到深刻、准确的分析和预警。要成为国内外有影响力和对国家决策作出真正贡献的高端智库，就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院刊》： 自1949年建院以来，中科院在国家决策咨询方面做过很多工作。2015年，中科院更是明确将“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列入新时期办院方针。2015年12月又入选首批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10个中央直属国家级智库之列。在具体建设方面，您对中科院更好地发挥国家级智库作用有哪些建议？

陆大道： 长期以来，中科院在国家决策咨询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每年都有诸多的咨询报告经由中科院正式报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有效支撑了政府产生的诸多重大决策。加强中科院的智库建设，是新时期发展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上级的要求，中科院智库建设可能面临着几个较为重要的方面，即定位、方向、特色、运作及人才等。

（1）关于定位。我的考虑是，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将是长期的大趋势，也是保障中国顺利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这种背景下，中科院智库建设需要立足于长远，以占到国家智库群的上位为目标。

（2）方向与性质。中科院的智库及咨询机构的名称，要不要冠以“科技”头衔，也就是说，中科院智库即思想库的建设方向要不要严格按照部门、领域的分工来进行。这如同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智库机构是不是冠以“教育”来命名是同样的问题。今后许多部门都会有智库，如果各部门只搞本行业、本领域决策相关的事务和政策的咨询，各部门的智库只管自己部门主管领域（方针政策）的咨询，可以获得“是我部门的事务”的政治安全感。但综合的决策问题，或者专业性的重大问题，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和可能的结果，对此，谁来提建议？

应该说，今天国家发展面临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依部门分工，可能有许多事情很难归入到某某部门份内。如果都是这样按照部门“分工”建设智库，那么，中央高层许多综合问题的决策不就缺乏广泛的基础了吗？当然，智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领域优势。

什么是“科技（战略）咨询”呢？是指搞咨询工作的人只是科技人员吗？还是强调只对国家科技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咨询？这里面有两个具体问题：其一，如果智库仅仅包含科技人员，那么具有经验的外交家、经济专家、老军事专家、退下来的政府领导等，都排除在外了；其二，是不是对科技领域以外的问题都不进行咨询研究呢？在此，如果咨询研究的对象只是“科学技术”领域，也有问题。如果各部门只搞自己领域的咨询，教育部的大学，只搞教育战略咨询研究，外交、外贸等都只搞自己的咨询，那还要智库干什么？

（3）关于“政治倾向性”问题。咨询报告的“政治倾向性”是否有问题，智库人员需要时刻警惕而不能误判。但是，对上级领导负责与对国家负责，有时候需要做出认真的权衡，而不能回避。另外，对某种倾向、问题的分析，在判断时，可能会将这种倾向说得“强化”一些，或者“弱化”一些，而不可能恰好在中心线上、在平衡点上。中科院的智库咨询报告，应该对咨询领域的问题有明确、准确的表达，要有倾向性。不能追求“温吞水”式的“稳稳妥妥”。

（4）人才问题。建设一个很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智库机构，关键是人才实力。但战略咨询的人才培养和人员结构问题，是一个较长时间挑选、培养的过程，不宜拘泥于快慢。智库机构中，具有一批拥有较广知识结构且很有进取精神的中青年人才，是必须的。而具有丰富经验、广阔视野的老学者、老领导，如离开第一线的科技界领导、前外交家、经贸专家、经济与工程专家等，也应被重视并被选择和聘用。这些专业人才大多在涉及国内外重要事务领域做过长时期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大多十分了解中国以往几十年走过的道路，部分专家还对当今全球力量对比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有较深刻的理解。

简而言之，对智库人才的共同要求是：对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做好咨询工作的强烈愿望，喜欢从事这项工作。我认为，这后一点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