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大对科技创新又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其核心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科技创新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构筑核心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对人类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高风险的科技活动，为此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把握科技发展创新规律，同时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强调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了解三个规律：第一，创新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在人类研究过程当中，也并没有完全把握创新发展规律，创新是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做进一步的探索。第二，科技管理规律。科技管理的规律和早期的科技管理规律又不太一样。早期的科技管理注重于方法，做一些预测、预见、评估。当今及未来的科技管理可能要从宏观的视野，通过更科学的规划来完成。第三，人才成长规律。结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和科技管理规律，培养科技创新管理人才，人才除了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做到进一步提升，还要在科技管理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从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发展再到科技强国，三大创新战略的跃升对科技创新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的科技管理工作必须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以整合式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指引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创新禀赋吗？习近平总书记早就精辟透彻地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化更擅长整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的特征。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理念更多地是源自中华文化的伦理性的整体观，而“美国优先”理念则更多地源自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的、局部的思维方式。为此，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工作应更多以公共价值、国家利益、全球发展为重点，减少科技创新的个人化、局部化、短视化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上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中，和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已成为今日治理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为构建今日中国的道德观、社会观、国际观、宇宙观指明了目标。在2014年5月的国际友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便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 为此，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工作，还应进一步坚持和平发展的思想，让科技不仅造福于科技自身和经济增长，还应进一步重视科技伦理，促进世界和平，实现更多的有责任的、面向和平的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发展是摆脱单纯的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科技创新如何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得到了系统落实。然而，总书记对此始终充满紧迫感。他于2019年年初在《求是》发表专文指出，“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为此，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应把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方案作为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不断在科技、经济、生态建设方面实现良性互动。

振兴乡村、减少贫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之切。虽然我国在工程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产值仅为0.3%左右，远远低于以色列的3%。2013年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云贵等地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战略。2018年3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两会”期间专门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五个振兴”实现反贫困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论断，亦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为此，加强农业科技领域创新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石。实现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科技创新的新举措。在未来的科技创新工作中，要重视乡村创新系统研究和建设，以进一步落实美丽中国、精准扶贫方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创新范式——整合式创新。整合式创新是战略驱动、纵向整合、上下互动和动态发展的新范式，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战略创新、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的综合体。基于整合式创新的创新管理范式，是整合式创新管理。整合式创新的五大核心要素是“战略”“自主”“全面”“开放”“协同”，五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

整合式创新思想蕴含的全局观、统筹观以及和平观，符合东、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实现创新过程中科学、技术和工程与人文、艺术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创新在保持经济增长活力的同时，实现和平、生态文明、反贫困、实现人的幸福与价值等终极目标发展。

我国的科技管理工作必须发挥奋勇争先的气势，以原始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核心

面对世界科技经济的激烈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在前沿领域乘势而上、奋勇争先，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基础研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只有切实提高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加快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跃进的步伐，从根本上发挥原始创新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有贡献。为此，未来的科技创新工作，要切实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水平，为理论原创和原始创新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工作的重心从技术创新跃升为科技创新。为此，科学、技术、创新构成了科技工作的三个核心。在全球贸易争端中，其表象是核心技术不足，但更本质是我国基础研究能力薄弱，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在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等领域具有更多的原始创新，才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创新的根本提升。为了进一步鼓励原始创新，产生更多的理论创新，从而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应考虑如下措施：

首先，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量比例仅约5%，与美国等发达国家（15%～20%）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也远低于俄罗斯，亟待提升。 

其次，提高基础研究项目立项水平，深化前沿意识。基础研究要聚焦“改变未来”和“具有转型意义”的前沿研究。我国的基础研究不仅在投资规模上落后于美国，而且在项目遴选方面与之存在更大差距。为此，要对基础研究乃至具有转型意义的基础研究做超前部署。

一是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学和科研院所是开展基础研究的主体，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大学提高基础研究水平，据此培养大批高端基础研究人才。基础研究具有积累性，必须充分发挥老科学家、中青年教师和拔尖创新研究生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学术大师及老科学家的指导作用，形成基础研究的师承效应。要进一步增加拔尖创新基础研究班的投入，选拔具有天赋的基础研究本科及研究生人才。

二是加大国家重点实验室联盟建设，加快在若干大学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选择在若干大学建设大科学装置。组建大规模依托重点高校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实验室，积极探索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显著提高重点实验室试验人员的待遇，使之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撑。

三是在加强基础研究促进源头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在突破性技术创新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新突破。为此，应以建设世界级创新企业为抓手，培养数十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流创新企业和数以万计的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是未来企业创新工作的重点。

我国的科技管理工作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以协同创新范式作为科技创新管理的支撑

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在2018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强创新驱动系统能力整合，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不断释放创新潜能，加速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嫦娥四号”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既标志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攀升，更为进一步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了启示：既有集中攻关的国家能力，也有航天企业、科研人员的自主奋斗，才形成了这场向着月球的豪迈进军。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也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超前布局的基础。不仅是太空探索，在更多基础和前沿科技领域，国家科技创新能力都是超前布局的保障。比如说，我国敏锐捕捉到人工智能所酝酿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巨大动能，密集开展了各类人工智能发展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的论文发表数量与引用率均居世界前列，为其进一步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实现超前布局，还需要发挥企业和市场的力量。中国持续的创新突破，关键在于一批能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的集群式崛起。我国的移动通信技术从1G的落后、2G的跟随、3G的突破、4G的并跑，到5G的领先，就是因为通信企业在标准制定、频谱规划、技术试验、基建筹备等多方面作出了超前布局。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中国的科技企业和世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完全可以在这次浪潮中实现更多科技突破。

实际上，既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又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这其实也是“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题中之义。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基础研究、攻关重大课题，企业分散决策实现多元尝试、增加微观活力，就能形成突破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为此，必须以协同创新的视野进一步完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让企业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全球创新体系协同互动，产生更高附加值的创新成果。

1987年，英国学者Freeman通过研究日本产业发展的经验，正式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强调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有效干预。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即“由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一国扩散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丹麦学者Lundvall着重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强调“学习”在创新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技与教育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框架，呼吁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开发面向学习型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

2003年前后，我国学术界开始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国家科技决策和管理部门对相关研究成果高度重视，并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了三次重要部署。2006年发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针对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在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以下应被关注。

一是构建新型的企业创新体系。在新型企业创新体系中，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战略互补性、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能力互补性，建设国有民营联动、大中小企业协同的企业创新体系。首先，积极发挥大型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对于大型央企而言，应积极发挥其在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公共性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充分释放其在高端人才储备、共性技术平台建设、集成创新和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的较大优势。例如，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大型民营企业而言，应充分发挥其在竞争性领域的创新示范作用。其次，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积极实施颠覆性创新。进一步重视民间创新智慧的获取和吸收，积极运用互联网平台，吸收用户和群众的创新智慧，并进一步发挥产业技术工人在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群智共享、智慧共创。

二是构建包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在内的全方位的产业创新体系。加大公共科技能力建设，积极组建行业性高端研发机构和国家级应用研究平台，努力加强产业工程技术、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的开发。积极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努力实现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试制的显著突破。

三是建设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开发具有整合效应的区域创新体系，突出区域创新体系的战略协同。例如，积极打造北京、上海等区域创新体系，使之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积极加强各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区域创新体系中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知识产权交易体系、风险投资体系和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为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是构建更为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加强科教融合，培养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离不开教育强国的人才支撑，人才是实现科技创新强国的根本所在。要高度重视教育创新对于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意义，积极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科技能力、创新品质和人文素养的战略性科学家、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和企业家。为此，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大力强化创造力、工程实践能力的开发和创业精神的培育。其次，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通过军民融合创新，推动科技与军事的融合发展，对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发挥军事科技对国民产业创新的保障以及支撑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最后，实现科技与金融、贸易等的整合式发展。当前全球价值链具有受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中间品贸易高增长的特征，且已步入深度结构调整期，突出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与重构——这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全球经贸治理乃至世界经济繁荣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开放创新时代，要加强和跨国公司的竞合，加快建设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型开放型全球创新体系。依靠技术创新，主动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中有效实施品牌战略，打造自主品牌，通过创新推动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发起全球性创新议题，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我国对世界科技创新贡献率大幅提高，我国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国际化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包容的符合创新规律和创新特征的创新治理新格局，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首先，要牢固树立科技创新的国际化理念。国际化理念是推进科技合作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要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国际化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拓展领导干部全球视野，促进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的国际化发展。其次，要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以国际化的理念制定政策吸引全球优秀科技人才，聚集全球创新资源，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最后，加强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拓展合作与发展的广阔空间，可以推动由过去的传统产业“过剩产能”转移向科技“新产能”转移转变、科技合作“新势能”等方向发展，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将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