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长三角制造业竞合：如何将各自优势打造成“共同长板”？
添加时间：2021-12-06 点击次数：261
长三角地区产业基础雄厚，是稳定国内制造业比重的主战场。得益于产业转移与分工协作，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步伐正不断提速。但与此同时，纵深合作不够、合作机制待完善也成为长三角制造业更上层楼的突出瓶颈。如何强化垂直分工，突破圈层壁垒？将成为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取胜关键。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经济总量和工业增加值约占全国1/4，产业基础十分雄厚，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
近二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稳中有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除创新驱动外，更得益于区域内产业转移和分工协作，实现生产效率整体跃升。
根据2004-202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审视“三省一市”以及中心区27个城市的细分产业数据，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和分工合作主要呈现五个特征。
第一，长三角发展梯度明显，但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还是有效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
2003-2019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整体稳中有进，产出水平持续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从4.16万亿上升至25.27万亿，最高为2016年的28.26万亿。
具体来看，各省市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制造业变动趋势明显分化，上海、浙江最早出现产业转移现象，2003-2016年其制造业规模在区域内的占比不断下降，而江苏和安徽作为产业承接者占比持续上升。
2016年以后，上海制造业规模趋于稳定，浙江得益于“浙商回归”，占比止跌回升，此时江苏制造业开始外移，占比下降，而安徽作为区域内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占比持续提升比2003年共高出8个百分点。
经过近二十年的产业转移和优化分工合作，长三角地区的皮毛制品和制鞋业、纺织、文体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区域外，结构占比下降了6.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设备、仪表仪器、电气设备制造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做大，占比分别上升了1.2和5.6个百分点，2019年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比例优化至25.7%、34.0%和40.3%。
第二，技术密集型行业分布稳定，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向苏皖扩散。
2003-2019年，技术密集型行业，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制造等，在上海、浙江仍保持相当规模，同时安徽和江苏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上升，产业分布相对稳定。
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农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黑色金属加工、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等，在安徽、江苏加速布局趋势明显。具体来看：
1. 上海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制造业整体向外转移，除烟草制品这一具有垄断性的特殊消费品制造行业外，各类行业在区域内的规模占比普遍下降。
2. 浙江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在发展化学原料和制品、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其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外移，如医药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农副食品加工、酒和茶饮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尤为明显。
3. 江苏同样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产业承接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如仪器仪表制造、医药制造等产业，同时也承接一部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主要在常州、扬州、南京、盐城等地）、印刷行业（主要在南通、扬州、泰州等地），对外产业转移主要是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皮毛制品制造等。
4. 安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个别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在安徽布局，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主要在合肥）、医药制造（主要在合肥、亳州）等，仅烟草制品行业因增速相对与其它三省市偏慢而在区域内的占比下降。
第三，长三角产业分工调整缓慢，但产业转移“圈层式”递推趋势依然清晰可见。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2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为界，将2003-2019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可以发现，长三角地区各类产业的转移时间有先后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明显早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承接的空间分布也呈现“中心-外围”圈层式结构特征。
对比三个阶段各地特定行业在区域内规模占比变动情况，可以发现：
在2003-2008年，上海制造业大部分行业份额下降幅度最大，浙江、江苏制造业多个行业份额上升，安徽基本保持稳定。
在2008-2012年，上海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浙江超过三分之一的行业份额显著下降，此时安徽作为产业承接地各行业的份额快速上升。
在2012-2019年，上海各行业在区域内的份额已基本趋于稳定，江苏成为主要的产业转出地，接近一半的行业份额显著下降，一部分转移至安徽，一部分回流至浙江。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2003-2008年，上海和浙江份额显著下降，江苏增长明显；2008-2012年，上海、浙江持续下降，江苏也开始略微下降，安徽显著增加。
再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行业，2008-2012年，上海份额降幅最大，江苏增幅最大；2012-2019年，江苏、上海份额下降，浙江、安徽份额增加。
图：不同时间阶段典型行业在长三角各省市产业份额变动情况，注：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得出，括号内数据为对应时间阶段该省市相应行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占比变化量。
产业份额变化背后是分工布局的调整，结合区域产业分工指数来看，2003-2019年，上海与江苏、浙江、安徽的分工专业化水平在上升，而江苏、浙江、安徽三地因由于共同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有同质化倾向，分工专业化水平下降。
上海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在全市制造业中的规模占比（2019年23.4%，排名第1）显著增加，化学原料制品、电气器材、专用设备制造占比保持稳定，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占比大幅下降。
苏浙皖三省因共同瞄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主导产业有所重合，江苏主要是电气器材制造（10.8%，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8.3%，5）规模占比明显增加，浙江主要是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7.2%，5）、电气器材制造（11.4%，1）规模占比明显增加，安徽主要是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8.2%，4）、电气器材制造（10.9%，1）规模占比明显增加。
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长三角各城市间分工合作处于不同阶段，基本以都市圈为单位，圈内围绕核心城市开展产业内分工，而与圈外城市主要是产业间分工。
2012-2018年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的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结果显示，在上海、杭州和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分工指数都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已进入产业内分工乃至产品内分工阶段，大类行业结构相近。
特别是上海，仅与4个城市间的分工专业化系数在上升，主要开展产业间合作，具体为南京（主要为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电气机械等）、安庆（主要为汽车制造、化工材料等）、池州（主要为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化工材料等）和铜陵（主要为有色金属、半导体电子设备等）。
而合肥由于发展水平相对偏低，与其都市圈内城市以及多数周边城市，分工指数都有所提升，仍以产业间分工为主，且重点产业与部分城市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如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产业与苏州、上海、无锡、南京等城市有较强竞争，电气设备制造、汽车制造产业与扬州在存在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谋划推动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区域内制造业分工合作步伐显著加快，不同类型行业结合地域比较优势调整优化生产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规模整体稳定和竞争力持续提升。
但当前长三角各地制造业分工合作还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区域内产业竞争依然激烈，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一方面，受区域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长三角各地对经济支撑能力强、发展潜力较好的制造业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都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在项目和资金招引以及产业做大做强方面存在明显的竞争。
从沪苏浙皖发布的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中可以发现，四地都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等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将长期存在。
长三角产业发展机遇与投资空间解读也显示，长三角中心区各个城市中，超过半数都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产业，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竞争尤为激烈。
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中，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本身也还处于集聚发展阶段，追求在区域内制造业水平较高的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打造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还没有进入分散转移阶段，各城市之间这些产业的竞争往往大于合作。
例如，苏州“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提出，通过大力培育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新型显示、光通信等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主攻生物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高端纺织等十大重点产业链，来稳固制造业头部优势，而这些产业同样是长三角多个城市发展的重点，对相关生产投资项目的竞争激烈。
第二，苏浙皖均在强化与上海的合作，对三地之间的合作重视不足。
在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安徽基本上都是围绕上海开展合作，积极承接上海产业转移，这也是2003-2019年上海与其他三个省分工专业化指数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三省之间合作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与上海方向，同时承接产业转移也使得产业结构有趋同倾向。
2019年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在长三角地区跨省共建的园区中，由上海牵头结对的最多共有21个，主要分布于江苏和安徽两省，即以沪苏合作、沪皖合作共建居多，苏浙皖之间通过共建园区开展产业合作较少。
同时，对于近期苏浙皖之间的合作思路和重点，也并不十分明确。
2020年三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中，只有安徽明确提出推动全省各地与沪苏浙开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合作；江苏提出积极承接上海产业升级转移，同时在与浙皖交界地区开展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浙江提出的建设省际产业合作园区主要面向上海，包括打造沪浙产业合作发展区、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湖园、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海宁分区等，承接上海科技产业，对与苏皖合作很少提及。
第三，都市圈内的合作将会加强，圈外城市有被边缘化的风险。
城市层面的制造业发展情况表明，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合作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式圈层结构，以都市圈为单元，圈内城市目前已经从产业间分工迈向产业内分工阶段，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与圈外城市开展产业间分工，保持产业发展梯度。
虽然这种分工模式可以有效突破地市间行政壁垒，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壁垒，造成都市圈外的城市特别是远离都市圈的城市，长期处于分工的末端，只能被动承接一些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甚至是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难以真正融入产业分工体系。
例如，安徽阜阳在推动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的过程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产业发展尤为迅速，在其工业中的比重从2016年的5.4%上升至2019年的10.9%，成为第一大行业，但其重点制成品仍主要是铅酸蓄电池、电力电缆、灯具及照明装置等低附加值产品，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电机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产业增长有限。
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城镇化率超过60%，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为重要支撑，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已逐步成为共识。
“十四五”期间各地都积极推动都市圈的规划。在长三角地区，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已率先获得国家批复，杭州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得圈内6个城市共同通过，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圈内城市间合作将被进一步强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圈内城市与圈外城市合作的机会有可能减少，远离都市圈的城市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
第四，区域内要素流动受限，合作机制还不成熟。
由于长期以来的行政壁垒阻隔，长三角地区还未建立起统一的要素市场，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并不顺畅，在生产跨城市转移后将加剧产业项目和要素之间的不匹配程度。
“七普”数据显示，人口向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大城市集聚趋势明显，而江苏盐城、淮安以及安徽铜陵、安庆等多个城市人口流失严重，长三角部分产业向这些城市转移，可能会面临技术人才和熟练产业工人短缺制约。
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对资源要素使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产业转移承接背后所对应的建设用地、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等指标，如何在省际间统筹协调尚不明确。
此外，由于省际间利益协调共享机制尚未建立，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缺乏激励机制，各省大都倾向于从省内经济发达地区向相对欠发达地区开展产业转移，对资金和产业向省域外进行转移并不积极。
已经开展的合作如漕河泾的盐城、海宁分园由于投入大、资金回收期长，加之当地支持度不如预期，赢利状况并不好，影响未来合作信心。
特别是在共同面临产业链向中西部和国外迁出的压力时，自顾倾向趋于强化。
以浙江为例，早在2012年便推出“浙商回归”计划，支持省内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使得化工、纺织服务等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在区域内的规模占比不降反升，在2020年3月还出台《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要重点培育包括绿色化工、现代纺织和服装在内的万亿先进制造业集群。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通过深入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区域分工合作，推进制造业高质量，既面临外部压力，也有着内在动力。
在“十四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需要瞄准率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相结合，强化产业横向和纵向分工合作，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不断推进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进入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更高水平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
首先，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础，强化垂直分工，提升产业链韧性。
长三角不同城市确立相近的主导产业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可以通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垂直分工，引导各地结合自身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确定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和主攻领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纵向合作，建设稳定的前后向供应链关系，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完整产业链，变“同业竞争”为“协作共赢”。
一方面，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导向，组建区域内全产业链联盟。积极拓展“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产业地图”覆盖范围，厘清并编制重点制造业全产业链的链条图、区域分布图、重点企业图和产品品牌图，为各地政府和市场主体间开展产业合作提供依据与指引。
组建全产业链联盟，推广实施“链长制”，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深入实施产业链补链强链固链行动、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不断提升配套体系整体效率，保障区域内重点产业链的完整性，提升制造业抗风险能力。
学习借鉴日本和德国汽车产业、中国台湾新竹集成电路产业、美国西雅图的航空产业等集群式发展经验，统筹谋划创新基础设施布局，以科技要素的网络化共享助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引导形成“中心城市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区域分工格局。
把握全球制造业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趋势，长三角地区率先推动制造业上游产业链由向前延伸拓展到技术研发、产品定制、成果转化等环节，下游产业链向后延伸发展到信息服务、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创新性生产服务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
重点推动上海、苏州等城市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研发、设计、采购分销、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环节专业、高端化发展；充分发挥其他城市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积极推动终端产品专业化制造。
其次，以园区平台共建为抓手，拓展合作对象，推进网络化分工。
依托长三角地区数量众多的各级各类产业园区，通过园区共建等形式，打造“飞地经济”样板，探索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沪苏浙皖之间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产业联系，打破所有地区围绕上海开展分工合作的状况，推动“圈层式”分工格局向“网络化”分工格局转变。
一是积极打造一体化运营的合作平台和支撑载体。充分发挥G60科创走廊、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等区域合作机制作用，支持有能力的国家级、省级园区跨区域设立分区，探索“飞地园区”“园中园”等多种产业合作模式，打造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合作发展创新实验区。
二是积极搭建产业转移供需信息对接和项目落地服务平台。建立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承接项目对接平台，提升产业转移方和承接方匹配效率，支撑拓展产业合作对象和行业领域，推动产业深度对接。
支持重点园区内基础设施、孵化基地、检验检测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产业承接地公共服务效能，缩短产业转移项目建设和投产周期。
三是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园区合作的成本分担和政策共享机制。积极推动合作园区之间产业政策共享，促进资金链、政策链和监管链向合作园区延伸，逐步建构起企业原驻地产业集群和飞地产业集群之间的网络联系，顺利将既有资源传导至合作园区，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分工模式。
四是借鉴吸收国内外一流园区模式经验提升建设管理能力。推广苏州工业园区合作开发管理模式，引入第三方专业运营团队，建立“管委会+公司”管理方式，由管委会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由专业公司负责园区经济运营活动，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提升合作园区开发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产业承接能力。
再次，以密切城市合作为重点，鼓励内外结对，突破圈层式壁垒。
在加快推动都市圈内制造业分工合作的基础上，鼓励都市圈内城市与圈外城市探索开展结对合作，使制造业分工突破都市圈范围，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城市以及远离都市圈的城市发展。
一是借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中的对口帮扶经验，鼓励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建立结对发展关系，基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主导产业等，确定合作对象及其重点领域。
积极推动宁马宁滁、“一岭六县”等省际毗邻地区深度合作，共同编制合作发展规划，打破行政壁垒束缚，建立区域统一市场，化省际边缘为区域性中心，引导产业协同共兴。
二是按照“研发在核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区域；孵化在核心城市、转化在周边区域”的思路，确定城市间产业合作重点。
发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科创资源集聚优势，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机遇，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上海张江和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支持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从事研发设计和成果孵化，通过设立双向飞地、开展产业投资、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等形式，引导研发设计企业与制造企业嵌入式合作，发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上海张江）技术交易撮合功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在结对的周边城市转化，支撑专业化的制造业发展。
三是提升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能力，以城市间数据流动助推产业分工合作。
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优势，共同建立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广一批工业互联网产业标杆项目，形成适宜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发展路径和模式。
鼓励平台在产业聚集区落地，通过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等手段，实现多主体在虚拟空间的集聚与协作，构建设计、生产与供应链资源有效组织的协同制造体系。
第四，以建立统一市场为目标，推进规则对接，推动政策链协同。
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破除各类要素和商品流动限制，降低产业政策的扭曲作用，是长三角地区优化分工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所在。
一方面，加快建立规则统一的制度体系，提高长三角地区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
制定实施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在企业登记、土地管理、环境保护、投融资、财税分享、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服务等政策领域形成协同方案。
建立长三角区域标准化联合组织，负责区域统一标准的立项、发布、实施、评价和监督，推进标准和检验检测结果互认。着力完善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健全和规范监管流程，推动产业转移地和承接地服务监管无缝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