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上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了发达国家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的成功案例，例如意大利中部、东北部的专业化产业区和美国硅谷等地的高技术产业集群，聚焦于技术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主题。集群理论认为，在集群中企业之间有贸易和非贸易的相互依赖，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共享劳动力和其它资源，获得外部经济效益。理想的集群内存在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促进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培育地方集群是提高国家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政策措施。

20多年前，中国学者及时引进了国外的集群理论。国内研究文献数不胜数，探讨了集群的概念、产生条件、演进过程、发展机理、地理分布等，探寻了中国集群形成的国际背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集群的重要意义和相关理论探讨得比较充分。但是，仅用国际上近乎规范的集群理论，例如意大利产业区理论、波特的集群理论等，并不能清晰地分析中国集群的实际。

作为学者，我们调研和观察了很多鲜活的实例，研究集群内行为主体合作行动对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和谐的作用，呼吁尽早地转入公共政策研究，力图推进集群政策的出台。我们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对于中国尚未充分发展集群的地方，所面临的任务是培育创新集群（包括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集群、制造业集群和其他产业的集群），而不是继续打造低端道路的集群。对于已经发展的集群，其创新和升级的任务依然很艰巨。通过产业集聚、知识外溢和集体行动的区域治理，促进相关企业和机构紧密互动而加速创新，维系持久的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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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喜的是，集群战略已经被纳入国家和地方政策中。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做出了部署。工信部公布了25个2020年先进制造业集群优胜者的名单，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名单、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了109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名单、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公布了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名单、文化和旅游部打造5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并引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集群；省市级乃至县级的集群培育政策也相继出台。据统计，2020年31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个地区明确提出产业集群发展。一些民主党派也相继把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调研内容，为政府献计献策。

不过，在一些政府文件和媒体宣传中，发展集群被作为规模扩张和追求GDP等短期目标、被理解为将分散的企业集合到园区中以“打造产业链”的做法随处可见，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国际学者对集群理念有过批判性讨论，认为集群是一种“理想的事物”（vision thing），它提高生产率和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有限，集聚效益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在某些地方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某些产业中实现；在后进地区的实现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后进地区集群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本地具有学习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基本条件是企业之间能够合作。否则，集群只能是全球生产网络中微弱的结点，以及企业可能瞬间消失的场所和末梢工厂。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实行的集群战略可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调研业已发现，近距离的产业联系虽然能降低成本，却并不能保证促进技术创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集群可以使当地获得效益，也会使当地付出成本，甚至可能造成产业损害，如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为中国“世界工厂”做出重要贡献的以专业化为特征的外贸加工集群已经失去了其神秘感，大量处在价值链低端的集群出现过“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衰退或区位转移。

有些地方将正在兴建的园区等同于集群，或者把集群培育的希望寄托于园区建设之上，这是有问题的。集群可能在园区的基础上发展，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国内外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如果园区不能有效营造健康的创新环境，就有可能落入企业之间不合作的“集聚陷阱”。中国大多数园区都不是集群，将传统的园区转化为创新集群并非易事。一些相对落后而没有足够企业的地方，企图用建园区的手段来发展集群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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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内改革开放政策和地方企业家精神等，促使中国大量集群的形成。一些快速成长的集群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较高的就业水平，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经培养而且继续孵化出很多创新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但是在产学研合作、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为了真正使中国现有的集群能经受经济波动的考验，还需要实现集群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的集群研究表明，很多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专业化区域是发达国家跨国生产重组的产物，可能会受到少数高度专业化制造过程的限制，因此要设法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生存发展的困难。

对于先进制造业的重点方向——新一代信息通信，轨道交通、航空、船舶及海工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及农机装备，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绿色化工，新材料，集成电路，能源装备，新型显示和智能家电，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现代纺织服装等产业来说，一批集群正在脱颖而出，呈现非常好的发展趋势。不过，其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国际经验，真正的创新集群是地方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是长期自发形成的，主要由市场推动。集群的发展要靠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有可能助力这种协同作用的实现。政府主要作为集群的促进者。政府充当中介的作用主要在集群形成的初期，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尤其要重视行业协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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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政策的意义在于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共同需求，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常见的集群行动计划包括构建网络关系、加强技能培训和人才培养、激发创新和刺激创业精神，使集群内的利益相关主体对地方长期发展目标达成共识。

制度创新是克服技术创新障碍的关键。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公平透明的环境，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通过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研发活动的投入，在保护发明人获得创新收益的前提下，知识和技术共享；创新集群需要兼顾社会责任，不仅关注短期的经济收益，还要兼顾地方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间和产学研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产业联系很难通过事先的规划实现，往往需要频繁的正式交易和非正式交流，并发生于一定的法规(如知识产权保护)和制度背景之下，以及约定俗成的社会网络之中，而诚信是利益相关者结成合作伙伴的关键。国际经验表明，一批机构和组织，例如同业公会、生产力中心、技术服务平台、质量控制中心、研发实验室、职业培训中心、集群促进机构等，共同构成集群的良好创新环境。这些促进企业合作和加强产业联系的机构是集群的核心。

中国的很多集群正在集群治理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促进产学研合作；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市场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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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的相关文件将先进制造业集群定义为“地理相邻的大量企业、机构通过相互合作与交流共生形成的产业组织形态”，这与学术界多年的研究文献相吻合。工信部公布的2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分布于9省21个城市，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物联网、纳米新材料、数字安防、新型碳材料、工程机械等产业领域，被称为先进制造业的“国家队”，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然而，对比国家部委、省市区与集群相关的一些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又会明显感到由于学界和政界之间的交流甚少，关于集群的话语还有不相吻合之处。例如，集群发展瞄准“千亿、万亿级”的目标，这是学者研究中极少见到的。可以说，学者的研究已经落后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被实践“牵着鼻子走”了。

目前一些地方的集群发展仍以GDP为目标，对集群的理解往往限于有形的园区和新城，而对于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发展，鲜有深入论述和研究。尤其是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迫切要求下，深化集群研究势在必行。

2002年以来，“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已成功举办了19届，第20届即将于2021年8月20日在深圳举行。研究者有义务协助集群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实施，以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关于集群政策的现存研究文献已经不少，关键是深入调研，结合本地和本行业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在调研基础上，思考中国现有集群存在的问题和升级方向，以及培育战略性的集群的关键在哪里，以满足政策实践的需求。

学界深化产业集群研究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有助于集群政策在中国持续地正确地实施，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是集群研究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