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是我国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迈进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在新研发、前沿科技创业、新物种等新经济领域已走在前列的基础上，加快在未来产业等带动全局性变革领域中的部署，顺应未来产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以新经济引领未来研究、培育未来产业。

一、未来产业对经济社会具有巨大颠覆性，是抢抓竞争优势，实现大国复兴与崛起的关键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前沿技术不断突破，未来产业正在孕育。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科技发展呈现出多源爆发、交汇叠加的“浪涌”现象，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加速突破，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颠覆性技术、突破性技术将牵引经济社会运行模式转变。如深空深海探测技术、脑科学等能大大拓展、深化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增强改造世界与人类自身的能力；量子通信技术将颠覆传统信息传输技术；靶向药物、基因疗法等精准医疗技术将替代传统医药。从当前看，前沿技术虽仍处于实验室或小试中试阶段，但是未来产业一旦形成，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和支撑作用。

疫情加速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推动未来研究与未来产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新焦点。疫后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变革，面向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未来研究以及未来产业成为大国激烈争夺新焦点。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涵盖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5G四项关键技术。欧委会发布的《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计划提高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及其系统、智能健康、工业互联网、低碳产业和网络安全6大战略领域面向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第11次科技预测调查综合报告》，绘制了2040年“科学技术发展下社会的未来图景”，确定了重点发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16个科技领域。

二、发展未来产业不仅限于技术范畴，新经济思维是开展未来研究、发展未来产业的关键

长期以来，国家层面以技术牵引未来产业发展，是既有范式下的发展路径。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开展技术预测、部署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等牵引未来研究，继而通过技术转移转化形成相关产业。但这种聚焦于既有技术路线、创新范式下的突破，不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从前端看，既有技术路线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的基础上，造成发展后劲不足。在当今许多战略性产业领域，我国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从后端看，既有技术路线的发展路径是跟随式的、局限于既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缺乏前瞻性视野和突破性思维，无法引导颠覆式创新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新经济背景下研发创新、企业与产业发展呈现出新规律、新趋势，需要发展新路径，因此新经济思维对开展未来研究、发展未来产业至关重要。世界加速由工业经济向新经济转变，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范式已经发生转变，由此形成的新经济认知、新经济思维对开展未来研究、发展未来产业日益至关重要。新经济背景下，科学家、企业家、风险投资者在研发早期即开始合作，由此开展的新研发加速了科技创新，并支持创新在任何环节都可以开展转化，解决了研发与产生脱节的问题。场景创新模式链接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端以及科学技术供给端，建立了无缝、有效的一体机制，形成了各类数据流量接口，加速推动着技术迭代、成熟以及应用。具有爆发式成长特点的哪吒、瞪羚、独角兽等新物种不断开辟新赛道以及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新研发、应用新场景、培育与支持新物种等这些新经济的理念及其实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既有技术路线，承载着洞见未来、代表未来趋势的能量，开拓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三、新形势下我国开展未来研究、发展未来产业具有新优势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的基础条件日益优化，尤其在新经济、新型举国体制方面独居优势。

首先，我国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主体众多，为赢得竞争优势不断探索试错，形成未来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全国法人机构达到4633万个，2020年民营经济涉税市场主体占全部新办涉税市场主体比例达98.7%。其中，哪吒、瞪羚、独角兽等新经济新物种层出不穷。

其次，我国市场规模优势突出，人口规模、消费规模所带来的数据量稳居世界前列，而数据是驱动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未来产业必将在数据驱动下加快发育和实现爆发。上述两条均是来自底层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力量。

第三，从自上而下的力量来看，我国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求，在国家层面拥有中科院、工程院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等高水平创新主体，省市层面正加速建设机制灵活的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平台与载体，国省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合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原始创新、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培育未来产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第四，基于我国新经济实践，长城战略咨询等新经济智库深入总结出新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系统性的新经济发展理念，并以此为众多地方政府服务，形成了各地政府加速运用新经济思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未来产业的局面。

综上，当前，我国在未来研究的顶层设计与引领方面稍显不足，但在前沿技术创新、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已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新经济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以及产业发展已经形成认知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应加速抢占发展先机，培育竞争主动权。

四、开展未来研究，部署未来产业的重点举措

支持设立未来研究机构和专项。在国家重大专项、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科技计划中设立未来研究专项。出台支持未来研究与未来产业的专项政策。制定未来研究项目筛选机制，支持开展科学技术交叉融合领域、科学以及经济社会跨界领域的研究。支持高校院所、各类智库等积极承接未来研究专项。在高校开设未来研究专业学科，从学术与理论层面对未来研究开展探索。组织创办全球未来论坛等有世界影响力的开放式未来研究活动。

发挥未来场景实验室在未来产业培育中的作用。聚焦场景试点试验环节，面向未来生产生活，重点围绕能源、生命、信息等领域，打造“创意+小切口+新治理”的前瞻性实验空间，建设一批未来场景实验室。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场景建设。坚持目标导向，深度挖掘以人为核心的全新生产生活需求，针对科技发展的未来目标和可能途径及资源条件开展技术预测。开展联合创新，加速关键核心技术应用迭代与产业化，运用新思维、新技术、新商业模式重塑生产生活模式，培育市场。

发挥新物种、科技领军企业在未来产业培育中的作用。搭建发现机制，关注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哪吒企业等高成长“新物种”，从创业热点领域洞见未来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技术创新趋势，予以重点支持，培育未来产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设立未来研究实验室，开展面向未来生产生活形态以及其需要的关键技术的预判，促进技术突破、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加速形成未来产业。

探索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联合共治模式。建立政府、科技界、企业、投资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未来产业联合共治机制，推动生产要素高度集聚，加强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加强敏捷治理，及时感知技术变化和独角兽企业等未来产业创新主体的需求，加强政策与机制创新，建立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优化试错容错发展环境。

探索设立一批未来产业试验区。重点遴选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创新资源密集、产业基础好、产业特色突出的地区，依托自创区、高新区等新经济活跃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试验区，开展未来研究、未来场景应用示范、未来产业治理、未来政策试验等集成试验，降低培育未来产业的政策风险和成本，率先突破“无人之境”，为全国培育未来产业总结经验、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