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投资作为风险投资的一种形式，泛指那些对种子期和初创期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帮助的投资者和投资行为。天使投资能够对初创企业早期生存发展提供关键支持。有国外学者对13个天使投资集群横跨21个国家的投资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天使投资能够使初创公司前三年的存活率提升14%-23%。从生态的视角来看，天使投资能够扩大初创企业规模，增加创新生态中创新主体的多样性，为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频繁的试错与应答提供支持，进而促进创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过去20年，我国天使投资先后经历了以个人驱动为主的1.0阶段和以机构驱动为主的2.0阶段（见表1）。天使1.0阶段始于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等行业快速发展，很多海归回国创业并投资初创企业，同时带动了本土成功企业家进入天使投资行业，代表人物包括雷军、沈南鹏、李开复、蔡文胜等。这一时期的天使投资通常由个人主导，通过个性化的投资逻辑和判断进行投资决策，并调动个人资金、行业经验及人脉资源为初创企业提供支持。

从2006年开始，一些专业天使机构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华创资本、创新工场、真格基金等，行业逐步进入由机构驱动的2.0时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表现为投资的专业化和组织的网络化。一方面，天使机构借鉴创业服务平台的做法，推出“天使+孵化”的模式，整合各类资源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各类天使网络组织如天使投资人俱乐部、天使投资联盟等搭建了投资人信息沟通与共享的平台，投资人和机构之间通过“合投”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避免恶意竞争，行业由单打独斗模式逐步升级为团队作战。随着行业规模的快速增长，天使投资行业也面临一些发展瓶颈，比如新兴科技领域的早期投资专业性强、风险高，投资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同时投资人也缺少可持续的资源支持创业者。同时，国际局势动荡、新冠疫情、科技进步、逆全球化思维等外部因素，进一步加剧创业投资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为了应对内外部挑战，天使投资应当从机构驱动的2.0阶段向创新生态驱动的3.0阶段转变。天使投资机构以及投资人要积极融入区域创新生态，与其他创新主体和群落之间加强交互，共同演化。一方面，天使投资机构应当加强产业平台的连接，加强与企业创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的合作。大企业通常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产业发展洞察，能够弥补投资人在项目判断与产业资源对接等方面的相对劣势；而天使投资机构可以成为企业发展CVC的助推器。另一方面，天使机构还可以加强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将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积极引导科研成果转化，从“找项目、抢项目”逐步发展为“开发项目、培育项目”。通过与创新源头的连接，天使投资的模式可以从改造、培育、孵化项目发展为主动策划和邀请创业者进行创业。综上，生态驱动的天使3.0模式要求天使投资行业积极融入创新生态，与其他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之间建立广泛和深入的连接。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同机构与体系之间的对接互通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完成，这在创新生态研究中通常被称为“演化失灵”，而解决演化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和政策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