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在了2021年重点任务的首位。那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战略措施才能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战略措施1：敢于打科技自立自强这一仗

这是一场硬仗，打这一仗困难很多，但是意义重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夺回主动权，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战略措施2：加强理论修养和思想解放

实践中，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对加入美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好处特别强调，而对其负面影响严重估计不足？为什么没有真正重视建立自己的体系？有人甚至认为，在国际化时代，建立自己的体系就是“闭关锁国”，必然导致落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理论修养不够。实际上，只要对现代管理学有基本的了解，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有基本的了解（比如“资源基础论”，比如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今天解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也需要从学习新知识、学习新理论开始，从解放思想开始。

战略措施3：在实现“两个第一”的过程中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可能在经济形势不好、经济发展速度很低的氛围中实现。我们的研究表明，需要在“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加速建设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必要性在于中美GDP的差距；差距越小，越容易实现合作；越大，越容易出现对抗。我们的研究表明，只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潜力依然遍布各个产业（高投入/高产出（I）产业，高投入/低产出(II) 产业，低投入/低产出(III)产业，低投入/高产出（IV）产业），认识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竞争力的提高，认识到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就可以继续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高速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实际上，更应该警惕的是单纯强调“高质量发展”，即只重视发展“投入少、产出多”的产业。美国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美国经济江河日下，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

“加速建设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的必要性是类似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并非在所有重要科技领域都落后于美国。恰恰相反，在很多领域中国是世界领先的，包括5G、特高压、高铁、风电、太阳能等。只要下决心“锻长板”，包括把这些优势在世界市场上充分体现出来，就可以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加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步伐。

战略措施4：以有效的对外经济政策保护本土企业的生存权

作为一个企业，华为为什么受到美国政府有恃无恐的全力打击？外部的原因是一个方面。从我们内部看，是因为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缺乏相应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华为、华大基因等本土企业受“制裁”，另一方面，大量的美国企业，包括苹果，也包括特斯拉，则在中国市场大赚其钱。

这是一个怪现象，是一种不对等，是一个重大威胁。不下决心消除这样的不对等，本土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就会一个个陷入困境，进而失去竞争力，甚至消失掉。那样的话，科技自立自强就失去了依托和意义。如何消除？从理论上看，就是要认识到，对外开放不是目的、不能损害本土企业的利益、不能妨碍科技自立自强。

战略措施5：对使用本土生产的零部件的企业进行有力度的奖励

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核心是重构零部件生产者与整机企业的关系，让本土的整机企业愿意使用本土生产的零部件。现实情况是，能不使用本土的零部件就不使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一是依靠少数真正有远见的整机企业的企业家，主动使用本土生产的零部件，主动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二是对更多的整机企业提供实质性的税收或者贷款支持，激励他们使用本土生产的零部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为零部件生产者提供市场而不是单纯为他们提供资金；市场拉动、特别是持续的市场拉动，比单纯的提供资金等要有效得多。

当然，在一些领域，也可以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如前所述，希望在不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解决科技自立自强问题，是不可能的。比如芯片卡脖子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设完全自主可控的芯片生产线。但是，因为受到美国的严重制约，加之技术上挑战巨大，经济上投资巨大，投资回报不确定、甚至极可能在早期出现比较大的亏损，因而单纯靠市场的力量，单纯靠企业的自发力量，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会承担如此大的风险，问题只会是越拖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其实只有一条：以国家的力量建设这条线。

战略措施6：把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放在优先位置

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面临技术“卡脖子”的根本原因是基础研究落后于实践，因此需要把主要科技资源投向基础研究。在大部分产业，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不符合基本的历史逻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处于追赶阶段的大国是首先成为基础研究的全面领先者，然后再成为工程技术和经济的全面领先者。到目前为止，历史的基本逻辑是相反的顺序。

实际上，即使是基础研究领先了，也不一定能够在工程技术上领先。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通常需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今天遇到的技术卡脖子问题，主要不是科学问题、基础研究问题，主要是工程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之所以出现工程技术落后的问题，核心是前面分析过的：42年来，我们选择了加入美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不利于本土企业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建立自己主导的创新体系。

这就告诉我们，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把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放在优先位置，需要把主要资源投向工程技术的攻关，而不是优先考虑基础研究。更准确地讲，起码在现阶段，应该遵循我国著名材料专家杜善义院士所讲的：在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过程中提炼相关科学问题，以科学问题的解决促进工程技术问题的更好解决。也就是说，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工程技术挑战展开基础研究，而不是试图现阶段就在基础研究上全面开花。

把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要求对现行的科研和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比如，谁来组织“工程问题”的解决？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比高校和研究所更擅长。因此，应该由企业来组织“工程问题”的解决。但是，单纯让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者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整机企业不参与进来，整机企业不配合研发、不使用早期的“不合格”零部件，零部件生产企业与零部件使用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是建立不起来。

实践中比较有效的做法是：（1）大企业既是用户又是核心零部件生产者，他们充分利用企业的内部市场把零部件生产与零部件使用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来，前面提到的BGP是典型的例子，中石油内部还有更多的例子，中兴、华为、徐工也有很成功的例子；（2）有远见的用户积极支持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深圳地铁坚定不移地推动地铁车辆和设备国产化是非常成功的案例；（3）零部件生产企业不屈不挠地推动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大唐移动推动TD-SCDMA 的产业化是经典案例。

这些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不是每个企业都有意愿和能力来组织“工程问题”的解决；有这种意愿和能力的是少数优秀企业。既然这样，就需要把这些优秀企业挑选出来，给他们布置具体的任务，包括建立零部件生产与零部件使用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给他们以特殊的支持，并辅之以有效的考核。这是现有的科研体制所做不到的。

战略措施7：采取分类推进政策

如前所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是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在我国的科技和产业都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情况下，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根据不同产业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和措施，分类推进。

比如，根据原材料、零部件、设备等本土生产者的技术状况（比如：世界领先或者比较落后）和市场状况（已经成功实现较大规模的市场化或还处于市场化的探索之中），我们提出5种基本类型（见图1）：（I）生产者产品“技术水平高、市场接受程度高”的产业；（II） “技术水平高、市场实现突破”的产业；（III）“技术水平高、市场艰难开拓”的产业；（IV）“技术有重要突破、市场艰难开拓”的产业；（V）“技术有待突破”的产业。

这5种类型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情况（I）表明，在这类产业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已经取得巨大成绩；情况（II）则表明，在这类产业里，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已经取得突破，未来潜力巨大，但是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情况（III）则表明，这类产业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技术基础，但是市场开拓还有待突破，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还处于非常艰难的探索阶段；情况（IV）看起来类似于情况（III），但是有很大的不同，比情况（III）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至于情况（V），挑战性非常大，需要在技术和市场上实现双突破， 但是也有有利条件，即容易取得共识，这不同于情况（IV）。

对情况（I），重点是促进产业在国内外的更大规模发展，进一步强化本土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也比较容易做到，更大的需求就可以拉动产业的发展。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可以放在扩大需求方面。比如，对内，出台新的产业政策，以特高压为基础，大规模扩大风电、太阳能对火电的替代；这也有利于提升相关企业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和影响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可以出台类似的政策。

对情况（II），重点应该是加速对国外产品的替代，尽快把市场规模做大，真正确立本土企业的主导作用。这也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在美国打压的新形势下， 对本土技术和产品的抗拒大大降低了。真正需要做的，是加速这一过程，突破企业自然增长的限制，尽快释放潜力，尽快上台阶。从具体措施看，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 一是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特别是金融资源），可以是国开行（更有可能），也可以是商业银行，二是提供更多的市场支持（国家采购、国企支持等）。

对情况（III），重点应该是通过各种示范项目、特别是政府主导或者支持的示范项目，尽快取得市场突破，大大加速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的过程。虽然潜力非常巨大，比如远大集团的芯板材料，但是情况（III）的困难会非常大，因为我国这几十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能力上，已经被深刻地“洗脑”和“缴械”，对政府干预经济已经非常陌生了；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资源，也是捉襟见肘，做该做的事情的机动能力大大下降了。

对于情况（IV），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动市场突破。市场突破的困难很大，或者由于国外产品没有被禁运（至少是没有完全禁运），对国外产品仍然抱有希望/幻想，或者由于本土企业产品的劣势，相比于国外产品，技术水平（特别是可靠性）、甚至价格，都不占优势。这些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相当技术突破的本土技术和产品得不到大规模的应用，特别是不能进入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良性循环，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产业都会被跨国公司牢牢控制。

现在看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采取“非市场手段”，要求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在采购核心零部件时，必须给本土企业留下足够的市场份额。这是我国3G成功、进而带动4G、5G走向世界领先最宝贵的经验。很显然，这样的“非市场手段”，也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需要特殊安排、特殊机制。

这就告诉我们，情况（IV）的核心是首先解决市场问题、生存问题，然后不断升级。这就需要有充分的信心。按照迈克尔 • 波特教授的理论，起点低一些不要紧，关键是要不断地创新。在情况（IV）里，只要建立起了本土零部件企业和本土整机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断地快速迭代就可以迅速解决卡脖子问题。

情况（V）看起来是最困难的，因为既需要通过“技术攻关”，尽快取得技术突破，还需要适时安排市场突破。但是，也不尽然。比如，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国际压力、国际禁运，没有别的选择。

以让大家非常心焦的高端芯片产业为例，既然基本共识已经形成，那就下决心建立完全自主的高端芯片产业链。我们建议采取大企业引领的模式：挑选出来担任特殊使命的大型用户。开始的起点不一定太高，比如28纳米，但是迅速迭代、迅速提升。这里的核心要求是一把手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在此基础上，政府给予挑选出来的企业以全方位的支持。

类似于情况（IV），对情况（V），政府需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为有关企业创造市场，或者帮助有关企业获得市场。市场拉动、特别是持续的市场拉动，比提供资金等要有效得多。我国企业、科研机构不是没有研发出操作系统和芯片（比如中科红旗、龙芯等），但是成效不大，核心问题是过于相信市场竞争，政府没有提供可靠的市场支持，因而有关企业只能在自发的市场中勉强维持，更多的是自生自灭。

政府创造市场或者帮助获得市场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直接的政府采购，比如军事订货。订货量大当然好，其实稳定的小定单也可以发挥大作用，特别是创新的早期——起码这样的稳定订货可以维持创新的连续性，等市场足够大了，市场力量就可以接过去了。这也是美国军方订货的成功经验。

战略措施8：大规模提升博士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归根到底，科技自立自强需要以人才为基础。在各种人才中，博士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博士培养是在进行最前沿的研究中实现的，因而博士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美国2017年授予博士学位180000个，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等第一职业学位，德国授予博士学位28404个。2017年，我国的数字是58032个。考虑到人口的因素， 再加上历史的积累， 我们的博士培养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能不能提一个目标，让我国培养博士的人均水平尽快赶上、最好是大大超过美国？

除了规模，同样重要的是培养质量。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方法论的教育；二是博士生的研究选题，大部分要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出发，而不是主要从西方学者的文章和研究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