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创新活跃，有力推动了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强制二选一、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针对互联网企业的这些问题，自去年年底以来，不仅监管部门在反垄断上的执法强度和力度有所升级，其监管措施也在日益完善。

2021年为反垄断“大年”。

7月10日上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文表示，依法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更是成为国内平台经济领域禁止经营者集中第一案。从监管部门动向来讲，标志着国内反垄断审查呈现出常态化、精细化的执法特征。

自2020年以来，监管层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出强化反垄断的明确信号。

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确定为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在107天后，2021年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并处182.28亿元罚款。这一数额刷新了中国反垄断行政处罚纪录。

7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互联网领域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其中涉及腾讯的5起，涉及阿里的6起，涉及滴滴的8起，都是对过往投资并购案的追溯处罚，最远的是10年前腾讯入股猎豹移动。

7月10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认为腾讯已具有对虎牙的单独控制权和对斗鱼的共同控制权，如虎牙与斗鱼合并，将使腾讯单独控制合并后实体，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依法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

清华大学法学院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晨颖表示，该案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禁止经营者集中第一案，自2009年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2014年禁止马士基、地中海航运和达飞设立网络中心后的第三起禁止经营者集中案件，也是继2021年4月12日对阿里巴巴集团“二选一”做出行政处罚后，在平台经济领域又一重大典型的反垄断案件。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监管部门以前置性、预警式的“禁令”取代事后的“巨额罚款”,显示出监管层的“用心良苦”,堪称手术刀式精准监管。这一监管举措既避免了“一刀切”式误伤打击,也避免了事后重罚的滞后性,是我国反垄断监管执法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

在中新社举行的“国是论坛：2021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近期的反垄断监管和执法有三个特点，一是密度加大，从去年到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开出一系列罚单，涉及的类型也比较广泛。二是执法力度强化。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可能对竞争产生影响的认识，已经高度集中，处罚力度进一步强化。三是执法效率和速度有实质性提升，回应了现实中对数字经济领域可能存在资本和平台行为失范的关注。

刘晓春说，近期一系列互联网反垄断案涉及到两个重要领域，一是经营者集中或是并购，回应的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顾虑；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主要体现在平台排他性的行为，这也成为近期反垄断法执法关注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政策研究的重点。一些传统竞争法、反垄断法关注的要素，如价格、垄断协议等，在数字经济领域相对有所弱化。

反垄断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公司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

此次虎牙和斗鱼合并搁浅，短期来看，虎牙、斗鱼、B站、抖音、快手在游戏直播领域内的竞争将会呈现出多家竞争的场面，但长期来看，这对两家公司和整个行业都未必是坏事。

反垄断作为市场监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政府治理平台经济提供制度依循和行动指南。适时启动反垄断执法，可以有效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规范平台企业竞争行为和市场竞争秩序。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副院长刘劲撰文指出，如果互联网巨头运用其规模优势抑制竞争、扼杀创新，它们的作用就是负面的。第一种行为是垄断式定价。由于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有很强的黏性，而且有精准画像，它们可以对不同的客户收取不同的商品价格。越忠实的用户，画像越精准，收的价钱越高。这种“杀熟”的做法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在经济上是在获取“垄断租金”，是典型的垄断行为。第二种行为是大量使用排他协议。你要想跟我合作就不能跟我的竞争对手合作；或者，我的平台上不允许出现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对于一般规模的企业，这种排他行为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上了规模的互联网巨头，由于它们的系统性影响，这种排他行为实际上在扼杀创新、 降低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活性，对社会是有害的。第三种是对创新、创业企业的强取豪夺。创业小公司找到巨头谈合作，巨头看上了创业公司，要么偷了人家的技术或模式自己去做，要么以此为威胁逼着创业公司出让股份甚至控制权。这种行为让创业公司不得不在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须找靠山、抱大腿，从而失去了原创性、独立性。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时建中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新经济模式一直没有定型，其竞争也是动态的，有时短期看不清楚利弊。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对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时建中说，“新经济在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大数据杀熟、二选一、扼杀式并购、平台企业自我优待等。这些行为有的损害消费者利益，有的损害公平竞争环境。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初步定型，而且头部巨型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这就需要监管理念的转型，采取积极监管、协同监管、审慎监管和依法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反垄断监管工作的常态化。”

近几年来，反垄断调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对互联网巨头在收购、合作、结盟方面的竞争行为展开反垄断调查已逐步成为常态，对巨头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心态和手段进行初步遏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形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反垄断”亦多次出现。

作为互联网龙头企业，商业的模式应由垄断竞争向合作共赢转变。

在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论坛”上，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华为、百度、京东、科大讯飞等33家互联网企业，成为首批签署《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反垄断自律公约》（下称《公约》）的企业。

据悉，这份《公约》由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中心联合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开展调研后拟定。《公约》规定，具有竞争关系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等形式达成固定价格、分割市场、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断协议。另外，互联网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算法等形式，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等。显而易见，其针对的都是行业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鼎亮认为，随着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高速发展、《反垄断法》修订工作的推进以及反垄断工作重要程度的逐步提升，预计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会迎来反垄断强监管时代。对于互联网头部企业来说要发挥好表率作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只讲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更要兼顾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即在平等地参与市场活动的同时，还要自觉反对和抵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做好企业的竞争合规，从思想和行动上获得竞争活力，而非利用优势地位获取垄断超额利益。

互联网专家和天使投资人郭涛认为，互联网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提升市场公平竞争意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健康长远良性发展，让互联网企业真正实现做大做强。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平等与去中心化，任何一个想独霸一方的企业终究不能长远，未来属于最具创业创新精神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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