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下架背后,互联网数据为何关乎国家安全?
添加时间:2021-07-08 点击次数:293
作者:清和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政府严监管下,互联网公司正面临着数据隐私保护、大数据杀熟等方面的政策收紧。随着数据主权上升为国家博弈的“新战场”,我国在数据安全领域应严阵以待。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三天后,监管部门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要求滴滴出行暂停新用户注册,认真整改问题。紧接着,监管部门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与以往的监管不同的是,这次提及“维护国家安全”。网络舆论上,数据安全问题迅速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个人数据隐私与国家利益问题备受关注。
7月6日,深圳通过了国内数据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该法坚持保护个人信息,打击大数据杀熟、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强制个性化广告推送,以及APP“不全面授权就不让用”。
本文继《算法,即剥削》后继续探讨数据特权、数据产权与数据主权。
十年之前,大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大数据时代》中指出:“让数据主宰一切的隐忧”。他明确地说:“危险不再是隐私的泄露,而是被预知的可能性。【1】”
此书虽语出惊人,但如今的世界正在实现舍恩伯格的预言,只是主宰一切的并非是数据,而是数据的掌控者。
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谁掌握了全民数据,谁便掌握了这项“预知”特权,从而支配思想,攫取财富,挑战政治。
对思想的支配,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信息茧房”。2006年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桑斯坦指出,在信息传播中,公众所接触的信息是有限的,会选择自己愉悦的信息,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2】。
我在《信息茧房时代:偏见、撕裂与群氓》一文中曾做过梳理。在古代,原始村落是一个个信息孤岛,是一个个天然的信息茧房。而信息茧房的缔造者,并不是高山、河流、密林和野兽,而是国王。国王实施集权政治统治和农业计划经济,封锁信息,控制思想,统一指令,严禁村民迁徙,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与礼教控制人的思想与言行。
可见,信息权,即统治权。这个统治权导致人类“千年停滞”。
进入近代社会,报纸、电报、电视相继问世,信息权落到了知识精英手上。世纪之交,互联网打破信息孤岛,自媒体“逆袭”知识精英。人们认为自己置身于信息的海洋中掌控了信息主宰权,哪知道自己早已身处信息茧房之内。互联网技术精英借助算法悄无声息地夺权,给每一个人都量身订做了一个信息茧房。
美国反科技“狂人”希尔多·卡辛斯基曾在《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发出警告:“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3】”
极端左派的言论总是对权力之狼保持足够的警惕。在大数据时代,你以为自己拥抱了知识的海洋,其实技术精英想给你量身定制的深井。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回音壁中反复地收听那悦耳的音符。支配了个人的信息,相当于盖住了人类的天灵盖,遏止了文明进步。
在信息茧房中,偏见盛行、理性堕落、戾气膨胀、温良沦丧。信息茧房促使逻辑形式化、思维简单化、认知标签化、理论特殊化,人愈加封闭、自我、无知、偏执、傲慢、群氓,且容易被人操控。一个个舒适的信息茧房里,暗藏着一股股盲目涌动的社会洪流。
再看攫取财富。个人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数据,经过算法分析后,形成预测性功能。隐秘在用户深处的欲望、需求、情绪、情感可能被算法洞悉,平台可借此预测个人需求,推送不同信息,引导特别消费,实施价格歧视。
有人说,算法营销没什么不好,它比我自己还了解自己,满足我个性化需求。但是,当你发现被“大数据杀熟”后,自然就会反对这种算法营销。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在平台掌握并滥用了用户的个人数据。
所谓大数据杀熟,是一种最高级别的价格歧视,即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在交易中,掌握充分信息的一方对信息贫乏一方构成议价优势。双方在博弈时一般会想方设法隐藏一些关键信息,同时试图获取对方的信息。通常双方获取的信息不会差距太大,企业做不到大数据杀熟。但是,在互联网上,平台掌握了充分的信息,有条件对用户实施大数据杀熟。
有什么危害?
平台无尝地控制用户信息,实施大数据杀熟,会剥夺消费者剩余,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财富。
这里,我需要引入一个经济学概念,即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来的消费者剩余【4】。所谓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什么意思?
之所以会发生交易,不是因为等价交换,而是溢价交换。张三用一个苹果与李四交换一根香蕉。张三吃腻了苹果,此时他认为香蕉更好吃。对张三来说,一根香蕉带来的边际效用(边际价值)要大于一个苹果。对李四来说,则恰恰相反。如此,二人交换,均获得溢价,皆大欢喜。这就是自由交易增进效用、增加财富的逻辑。
这个溢价就是消费者剩余。比如,这部手机标价3000元,你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3500元,那么多出来的500元就是消费者剩余。注意,消费者剩余不是心理财富,而是真实的财富。交易带来财富增加,这增加的财富正是消费者剩余。
平台掌握了每一个用户的数据,对每一个用户都索取了其愿意支付的最高或较高的价格,从而赚取了所有用户的全部消费者剩余或大部分消费者剩余。
比如,平台通过你的购买记录识别出你是一位高净值用户,然后针对你的偏好调高商品价格。又如,当你急于购买机票出行时,平台识别到你急切的需求,然后针对你整体调高就近班次的机票价格,你只能无奈接受(换平台可否?下面讨论)。
这里有一份研究数据。根据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Benjamin Shiller,基于Netflix的研究发现,使用传统人口统计资料的个性化定价方法,可以使Netflix增加0.3%的利润,但根据用户网络浏览历史,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估算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可以使 Netflix 的利润增加14.55% 。
可见,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掌控用户数据而最大限度地收割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地攫取用户财富,加大社会财富失衡。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最后我们看挑战权力。舍恩伯格曾在其书中预言,政治权力将让位于大数据及其掌握者。
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大选团队便开始大规模使用算法争胜。2020年大选,平台对大选的影响为人们所感知。
在大选之前的半年里,美国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三个议题: 拜登儿子亨特 · 拜登的硬盘故事,邮件欺诈投票,还有“我无法呼吸”——弗洛伊德被“跪压”致死案。前两个对拜登不利,后一个对特朗普不利。
美国社交媒体如何分配流量可以很大程度上左右舆论。这次大选,摇摆州的选情对最终的大选结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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