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本文完稿于2018年4月28日，当时因为“中兴芯片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内对于“掐脖子技术”的热议。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就参与我国如何发展芯片技术（当时称为“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的战略咨询研究，文章开头部分讲到的简报就是情报所制作的。站在前辈的肩上，我们三位作者基于自身的研究基础，以及对相关专家的电话采访，就这个课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因种种原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了近三年后再来看，本文仍有一定的价值，所以自荐给三思派发表。此次除对个别文字纠错外，其余均未作改动，保持原样。

其中几个观点可能值得今天的决策研究者参考：1.应对挑战不仅要精准选择关键技术，还要精准选择价值链高地；2.核心技术研发无疑是战略关键而知识产权争夺则是战术关键；3.对于全球技术竞争游戏规则，应该更多地站在“明天中国”的立场上加以考量。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对如何发展我国芯片产业的热议，手头正好有几份1980年代前辈们对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战略咨询简报，回想起几十年来的历程不禁心潮澎湃。

发展包括芯片在内的具有国家重大战略意义的产业，有些原则毋庸置疑必须长期坚持，例如制订国家战略和提供有效政策支持、瞄准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持续的大力投入；但是具体落实这些原则，也必须正视发展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审视这些变化了的因素，在坚持国策的基础上制定更具时代特征的应对策略，可能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从“两弹一星”走到今天，内外环境有两个重要动向不可忽略，其一是经济全球化，尽管近年来对全球化争议不断，甚至可能遭遇倒退，但党的十九大报告仍然坚持“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大国的产业发展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状态，而任何一个国家想“强者通吃”恐怕也没有可能；其二是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进入世界前列，而不久的将来在更多技术领域实现领先也是大概率事件，从而中国一定会对全球竞争的游戏规则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我们可能还要从“明天中国”的视角上思考问题。面对以“中兴芯片事件”为代表的严峻挑战，需要在这两个变化的前提下沉着冷静地应对，避免过度反应，也要防止鲁莽行事而为未来埋下隐患。

全球价值链：竞争合作的赛场

“中兴芯片事件”让国人感觉到缺乏核心技术之痛，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发创新来克服技术短板是不二法门。但如何掌握核心技术、何处找到切入点、怎样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都是需要细化研究的。仅就芯片产业而言，它就包含设计、制造、封装等等领域，下面还有许多细分领域，不同产业不同领域又有各自的特殊性。国家的技术战略，包括什么是核心技术，从哪里下手取得突破等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来定义。

现代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同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其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在一个科技领域里垄断所有的核心技术，事实上既做不到，也没必要。芯片产业也是如此，美国虽然整体强大，但在整个技术谱系中，许多其它国家，包括亚太国家和经济体都可能占有某个利基市场的优势。如果关起门来，技术本身并不自然构成竞争力，只有走出去引进来，核心技术才能成为产业竞争的利齿。因此只要中国继续开放，只要全球化依然存在，核心技术就只有在赛场里才能显露出来，在这里，赛场就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简单说就是商品或服务价值的跨境分布。它源自经济全球化的一大重要特征，即国际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表现为跨国公司主导、遵照市场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布局。随着技术的发展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再是传统的最终产品优势，也不仅是波特所说的各国之间产业对产业的优势，而常常表现为某一特定环节的竞争优势。在芯片行业，美国虽然并不在所有技术领域领先，但它确实站在了全球化分工体系的高端，其中有基于CPU开发生态的技术优势，也向全球提供输出需求、流动性，以及制度与技术方面的标准、协议，从而影响着产业全局。

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中国目前未能成为引领者，如何在竞争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级”，在大力加强自主研发的同时还有很多策略性的路径。有位多年前参与领导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的老领导在访谈中感慨，如果当年不是全面铺开而是集中资源、长期坚持在部分领域，结局可能会不一样，这正如总书记最近说的“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虽然中国的国力已与40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所为有所不为仍然是实践中的一条准则。所以不能只是埋头技术攻关还需要抬头看全球价值链，根据自身优势找准着力点，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口上。

既然加入全球价值链，就需要了解其运行规则，规则来自于价值链上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在技术上处于弱势的国家会觉得这些规则对其不利，别国也未必都“规规矩矩”。这是事实，但主要还是市场竞争意义上的利益博弈。主导产业链需要承担更多义务，技术强势的国家获取较多利益的同时，通常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我们要看到亚太新兴经济体正利用了全球价值链得以在经济上崛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也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所以尽管有种种问题，中国政府还是坚定地支持全球化。目前中国已经是技术大国，正在迅速成长为技术上的强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越来越大，而目前国际上出现的种种乱象，恰恰在增加相关各方重塑游戏规则的动力，是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机会，所以强调遵守规则不仅是眼前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而且更加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当然，全球价值链不仅有合作，更有竞争。价值链上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试图握有更多的谈判筹码，因此在现有规则之下还有很大的博弈空间。各类隐形贸易壁垒、反垄断反倾销以及技术标准等等，都属于价值链竞争的武器，其中最有效的筹码就是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无形资本，特别是技术、设计和品牌形式的无形资本，在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知识产权及其他无形资本为产品带来的增加值是有形资本的两倍。在全球产业技术竞争中，知识产权是把技术变为竞争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中能级的最有效手段。

知识产权战略：化技术为竞争优势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其标志是技术专利数量猛增，在世界上的排名迅速靠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表明，2017年中国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48882件，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同时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量资源投入研发与国家竞争力提升不对称。使用许可费支出多、收入少，逆差竟超过约200亿美元；在创新大国排名上，中国历史最高仅列第22位。芯片产业就是一个具体直观的例证，事实是几十年前国家就以“大会战”形式重点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多年来政府投入技术研发和产业推进的资金巨大，但产业竞争力至今仍然有限。如果现在需要进一步加强投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重新审视知识产权战略。

能够助力我国重大科技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知识产权战略，将是对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的全覆盖，知识产权的导航分析能够帮助国家进行技术布局，让企业找到研发突破口。即使在整体技术上并不占优势，知识产权战略也可能帮助企业在局部环节上“占位”，有效增加博弈的筹码。在现实中，有时一种高精度螺丝断供就可使一个系统瘫痪。综合专利、版权和商业秘密等的组合运作还能把产品的竞争力化为国家的品牌优势，让该国产品整体取得“品牌溢价”。

知识产权是“功利性”的，目的是为权利人取得利益、为国家提升竞争力。高通公司的专利量排名在通讯行业仅位于第五，而它一年从中国企业收取的专利使用费却高达近700亿元。西门子公司知识产权负责人在今年3月表示，“我们不需要很多专利，只需要该有的那些”，果断抛弃尽管仍在有效期却无法产生价值的专利。

芯片行业中有一些亚太国家和经济体的代工企业，从位于“微笑曲线”底部起步却改变了价值链的生态，它们中间有一些不仅取得良好的财务业绩，更是在技术上后来居上，成为某一方面的龙头。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知识产权战略。在大陆上市的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该公司曾被人称为“诉讼成性”，意思是老是向竞争对手提出侵权诉讼，实际上它自己也曾屡遭欧美竞争对手“围剿”而官司缠身。该公司数以百计的专利律师不只是打官司，企业技术研发的第一步是从法务部开始的。正是这样的战略使它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例如已成为谷歌通讯和虚拟现实产品的重要技术供应商，实现了从代工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立足更长远发展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过发展我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战略性思路，那就是及早参与乃至主导一些新赛场建设和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由此来分析，芯片技术已经是竞争惨烈的 “蓝海”，接近物理极限的半导体技术已经难有大幅超越的空间，作者访谈的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现有芯片技术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生命期，眼下还看不到有成熟的替代技术，所以现在还是值得一搏的。

与此同时有必要把眼光放到下一代技术，上海市目前在硅光子技术上立项就是这方面的积极探索。颠覆性技术有巨大市场前景，同样也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往有电子自旋、生物芯片等方面实验室水平的研究和局部的应用尝试，量子计算也被认为可能颠覆计算机整体构架，但黑天鹅也可能出现在目前根本想不到的地方。从一个大国更长远的发展战略看，我们还是需要坚持向更加基础性的研究领域投放资源，要让科学家有恒心长期探索，社会要容忍长时间的“无用”甚至失败，这是成为技术强国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