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
添加时间：2021-02-01 点击次数：348
风险投资在我国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但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一般来说，拥有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一般会缺资金、缺成熟的管理团队， 而风险投资公司的出现能帮助初创企业解决上述问题，既能解初创企业的燃眉之急，还能陪伴和扶持他们成长，直到取得回报后退出。
对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来说，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支撑运营和研发，大多只有“投入”没有“收入”，投资者难以看到项目发展前景和收益。同时， 我国目前生物技术行业尚缺乏专业的融资平台和技术服务，投融资双方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沟通困难、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使得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融资难度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
在“从0 到1，生物技术创新创业之路——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系列云论坛”上，蓝晶微生物CEO 张浩千博士在主题发言中谈及对生物技术初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经验和看法。
张浩千认为，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的产业本质就是数据、技术、资本三要素。“数据就是市场数据、产品策略，意味着我们需要职业化的经营团队；技术就需要我们有实际研发，而且这些研发还存在着风险；至于资本，研发出来的产品进入规模化生产以后，就要进行临床审批、临床实验等资质申报，紧接着后面还要面临市场竞争、商务拓展，这些都需要资本投入”，张浩千说，“数据、技术、资本都要花钱，所以风险投资本质上是帮助企业筹集资本的一种方式，而且成本较低， 又比较灵活”。
据了解，目前我国多数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一是以银行为主的信贷融资对生物医药类轻资产企业的知识产权抵押缺乏认可，融资条件较高，审批流程复杂；二是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前期盈利能力较弱，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的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开始倾向于风险投资。这类企业的初创团队作为企业核心力量，一般具有较高的股权比例，以保证团队在企业内部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同时避免后期股权结构改变而造成的股份过度稀释。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机构通常不要求获得这类企业的控制权，只希望通过资本的“快进快出”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其投资目的。因此，这种融资方式既能满足生物技术初创企业短期内的资金需求，也能为企业的研发能力续航。
如何吸引和选择合适的风投公司？
“风险投资本质的运行逻辑是‘快进快出’， 首先寻找优质的初创公司，拿现金购买初创公司的股权后做资产的长期持有，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出售股权来获得超额利润，退出市场”。张浩千在谈到风险投资的运行逻辑时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机构的核心能力在于能够识别优秀的初创公司，而且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入， 在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这本质上是一门生意”。
初创公司的生存率非常低。一组来自知名商业数据公司给出的数据显示，美国1027 家种子轮创业公司，几乎每经过一轮融资，能活下去的公司就只剩下一半，最终只有1% 的企业能够成为独角兽。
“大部分风投公司，有64.8% 的投资是不赚钱的”，张浩千说，“风投是一件超高风险和超高收益的事情，失败是常态，收益是偶然，但这个偶然往往会带来巨大收益”。
对于风投机构来说，他们的基本策略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愿意将赌注押在具有突破性的技术和产品、或是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行业的初创公司上。对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来说，应该明确风投机构的所有考虑都是以低风险、高收益为核心，企业应充分展示自身优势和强项以吸引投资机构。那么，风投机构青睐哪种类型的初创企业？
“一是团队结构要合理，最好是科学家搭配成熟的运营团队，即使没有成熟的运营团队也好，也至少要有储备一批具有高成长性的年轻运营团队”，张浩千说，“二是技术先进性突出也能降低风险。比如团队发表了一篇高影响因子论文，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广泛报道，或者知识产权保护和布局做得好……这种情况即便最后销售情况不乐观，但因为技术实在是好，后面通常会有别的投资团队来接盘，这样公司破产的风险就降低了”。
“三是项目商业想象空间大。风投公司最喜欢的是可规模化产出的标准化产品，比如诊断试剂盒；其次是可规模化的标准化服务，比如NIPT 服务（非入侵式产前诊断），风投公司最不喜欢的是无法规模化的非标准产品服务。”张浩千解释道，“如果创业周期较长，我建议大家尽量去找持有美元的基金，从市场化角度来说， 持有美元的基金更倾向于进行长期价值投资。因为美元基金很多来源于国家主权基金或是家庭产业基金，这种基金可以接受长期持有股权”。
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在引进风险投资时，要学会考虑钱的“性格”和进入的时间。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分为内资与外资两种，而内资又分为政府与民营两种主要类型。还有的风险投资机构有多种资本来源，形成了混合型风投。
一般来说，民营背景的风投机构更注重收益， 更偏好于选择回报率较高的项目，同时对投资风险更为敏感；而外资和混合型风险投资机构往往具有国际化背景和多样化资源，单笔投资额更大， 投资经验也更为丰富。
初创企业从创办到发展成熟，一般要经历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面临的风险和资金需求各不相同，引入风险投资的时机不仅影响着公司发展，也会影响创业团队对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初创企业需要明确自身需求，比如在种子期，企业急需的并不是多样化的资源，而是需要能够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的政府背景风投；企业还应该充分了解风投机构过往的投资经验、成功案例、擅长领域。长期在相关行业的投资机构会具有较好的行业积淀，除了为企业带来资金， 还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匹配的管理经验和人才等优质资源，而这些都会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北京买个房子，年投资回报率大概在15% 左右，好一点的地段可能达到30%。如果在深圳的一些地段买房，年投资回报率甚至可能做到30%~50%。”张浩千在谈到投资回报率时对比了投资房地产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回报率，“目前中国最好的投资机构，拿同样数目的钱去做投资的话，投资回报率大约是70%。但是，这70% 可能只是资产价值，资产流动率不一定高， 如果想卖的话得卖给感兴趣的，不能随便卖，很难找到买家。也就是说，房地产是吸引资金的大池子，而科技创新领域是个小池子，资金体量和流量都很小”。
张浩千还提到，国资注入风险投资一方面会有政策方面的优势，能够较好地推动创投机构来孵化和支持创业企业，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国资的相对强势会使得风险投资机构相对弱势。虽然是市场化经营，但有些资金难以承受亏损，承受能力偏低。
“还有一点就是退出渠道窄，有些投资机构想退出，就想着被公司并购，但并购可遇不可求， 大部分情况是去IPO 上市。但A 股的上市对财务报表要求特别高，而生物技术初创企业主要做研发，很难达到上市要求。当然，创业板和科创板情况会好些，但科创板从2019 年开始试运行， 其效果对于资本拉动的要求还有待验证。”
总体而言，风险投资资金体量小、收益回报率不确定、风险承受能力偏低、退出渠道窄的问题是国内风投机构偏保守的主要原因。
“即使目前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我依然认为国内生物技术创业眼下是有历史机遇的”，张浩千表示，“在支付领域，美国最早在1998 年做了pay pal，中国后来出现了支付宝，印度有了Paytm ；在移动通讯领域，美国2009 年有了What is up，后来出现中国的微信，还有日本的Line ；在网约车领域，美国最早有Uber，中国后来有了滴滴，东南亚地区有了Grab”。他认为，在我国生物技术创业领域，同样会匹配以上规律，即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中美两国产业发展条件类似，第一都是人口多，第二都有统一的大市场，第三都是内需特别旺盛。在这种条件下，排除其他因素仅考虑产业本身，会发现两国的发展条件非常接近。在创新药领域，当然美国有七八十年代的Genentech、Gilead，国内在2010 年之后有了百济神州和信达生物；在合成生物领域，美国有Zymergen 和Ginkgo Bioworks，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初创公司。”他指出，合成生物技术领域高度依赖工业化配套，有着很强的制造色彩， 在这方面国内会比美国更具优势，“时间窗口可能不再是二三十年的差异了，可能会缩短到十年或十年以内”。
张浩千的观点与著名投资人、软银创始人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相吻合。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认为，美国、日本、中国等国的IT 行业发展阶段不同，在日本、中国的发展还不成熟时，先在比较发达的市场（如美国）开展业务，等时机成熟后再回到日本，进军中国、印度，这样就仿佛坐上了时间机器，回到几年前的美国，获取投资的成功。1996 年，随着硅谷互联网浪潮的掀起，孙正义向雅虎投入了1 亿美金， 雅虎上市后，孙正义仅抛售5% 的股份就获利4.5 亿美元。之后孙正义成立了雅虎日本公司，软银控股51%，雅虎日本成为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此后，孙正义又大量投资较日本起步更晚的中国和印度的互联网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盛大网络、人人网、PPTV 等。
张浩千认为，尽管在市场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但孙正义的“时间机器”理论对我国生物技术的创业者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有一些生物医药企业从一开始的me too 技术仿制，到me better 产品创新和技术迭代，到现在靠自己做从0 到1 的研发，进行me first 技术创新，这种轨迹导致国内生物技术产业的产业需求变化非常快，但产业技术人才还没能跟得上”，张浩千说，“产业角色变化快，但整个发展时间又很短，所以阶段性的技术交易机制也还没跟上，风险投资机构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也能跟上产业的发展速度”。总的来说，除了风险投资以外，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合理制定不同阶段的融资占率，从而打破现有融资困境，促进长远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