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科技是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丁明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革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有可能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九项重大风险，并提出防范对策。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程度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科技是推动大变局格局变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此，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是确保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风险分析

“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一段时期，是建设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国权力转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叠加和交汇，各类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风险陡增，并有可能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新拐点的到来。本文研究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科技发展重大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风险1：科学研究范式面临重大变革，科学组织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使得我国的原创性成果不足，进而可能面临科技发展被西方国家再次拉大距离的风险。

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学科领域交叉跨界渗透发展态势更加明显，科学研究范式面临重大变革。目前我国大学研究机构多以学科为单位，分科而治的科研组织模式已不能更好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需求，难以形成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和平台。同时，这也是导致我国原创性研究成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风险2：多个重点领域出现技术群体跃进和颠覆性突破，或将对原有技术路线产生“归零效应”，由于研发储备和基础能力相对薄弱，我们有可能抓不住其中发展机遇的风险。

当前，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具备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的潜力，许多重点领域的科技瓶颈有可能实现重大突破，从而引起重大技术路线调整和重点产业重构。其中，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最大挑战是我国科技储备和研发能力相对不足，有可能抓不住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新机会。

风险3：我国的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不牢固，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一旦知识源头被切断，可能出现“有市场而无技术”的风险。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知识交流的渠道，以及过去主要依赖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受到阻碍。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相对落后，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不牢，使得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风险4：新科技创新引发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将进入高发期，带来科技伦理监管和科技治理体系的新挑战和新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度介入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使得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就业总量和形态等面临巨大冲击。众多新领域技术创新在有限的时空内，集中释放负面效应，给人类认识和防范风险、消弭冲突的时间越来越短。新科技创新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能进入凸显期，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也可能进入一个高发期。

风险5：全球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交汇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的孕育和发生。

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中都有“周期”的概念，创新驱动的康波（指康迪拉季耶夫周期，周期一般是50-60年）与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长波（指霸权周期，周期一般是100-120年）有一定的因果逻辑。康波周期与霸权周期的交汇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的孕育和发生。

如图1，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演进来看，过渡期是关键历史节点。所谓过渡期是指A阶段与B阶段的过渡期以及两个长周期之间的交替期。例如1940-1945年（二战）、1986-1991年（冷战结束）、2001-2008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次贷危机），未来则可能是2025-2030年，2050-2055年，过渡期极易发生战争、地缘政治冲突等。当前全球正处于二战以来国际规则的重要重构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风险加剧，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风险混合交织，总体安全形势迅速变化。许多百年前的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因素正在重现，如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极化、贫富分化、国际政治冲突等。

风险6：西方技术霸权使得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

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向国家控制的技术霸权彻底转向，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并且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会利用市场优势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实行阻截，还会通过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这些大大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

风险7：科技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和核心，美国对我国科技进步进行全方位遏制和加速脱钩带来的风险。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核心战略。美国集合自身及其盟友的经济、技术、文化甚至军事等多方面力量对中国科技创新进行全方位遏制，不惜采取政治打压、经济制裁、科技封锁、人员管制等一系列极端手段加速与中国脱钩。

风险8：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重组，我国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产业链、创新链面临被动调整的风险。

疫情将从生产资料供应、资本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极大的冲击，有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及全球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价值链的重组预期增强。我国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产业将面临冲击。不仅高技术产品，我国一些中低技术密集行业的出口也会受到一定冲击。

风险9：后疫情时代伴随全球经济衰退的“创新退潮”，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面临重大挑战。

全球化已经进入“下半场”，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显著上升。疫情危机有可能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秩序加速重构，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新战国时代”，国家间竞争、防范、警惕的战线将会持续加宽和拉长。国际经济、科技合作和竞争局面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面临重大挑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深刻和严峻的局势变化，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把握大趋势、洞悉大问题、凝练大战略，把科技安全和科技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置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准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快速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创新引领发展，将压力转化为激励体制机制创新的动力，在趋避冲突和风险中实现复兴，在大国博弈中实现复兴。

首先，充分重视工业革命以来近三百年世界历史中，塑造和改变大国力量对比及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工业化和科技创新因素。一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科技创新迈向历史新高度，这是中国在大变局背景下有效延续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二是需要推动教育体制系统升级，尤其基本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教育结构，以创新为重点深化教育改革，这也是新时期科技竞争的关键。三是要抓住当前重大发展机遇，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考虑到2025-2030年后，全球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中国需要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形成创新同盟，共同迎接下一次工业革命。

其次，从工业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的世纪性规律和宏观理论出发，思考大变局中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崛起大国的国家创新战略问题。一是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风险期则需要研究如何把握战略机遇期，要从中华民族百年巨变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以创新的精神全面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新历程。二是我们要保持大国崛起的战略态势，要有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战略选择。例如，针对美国拉拢盟友对华进行科技遏制和封锁，要利用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伙伴网络的交叠互动，以创新伙伴、创新共同体来扩大我们的伙伴关系和“朋友圈”。

第三，积极推进应对科技重大风险的工作部署，未雨绸缪，加强风险主动防护，构建科技风险的防范网络。一是以完善优化体系和增强能力为核心，加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部署，系统布局“补短板”和“扬长板”重点方向和路径，打破路径依赖，“聚焦长板补短板”，实现自主创新。在经济、外交、政治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二是建立重大科技风险应急处理机制和预案。形成平战结合的顺畅的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健全应急科研攻关机制，提升战略储备能力和多部门协同能力。三是建立健全科技风险评估预警和监测体系。加强战略预警的研究和部署，建立统一高效的科技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关键科技领域安全预警和科技攻关的衔接机制，针对我国技术研发和技术进出口，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风险分级和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