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站在中国从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到第二个四十年发展起点、我国从半工业半信息社会向数智社会过渡的历史节点、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疫情的历史拐点上，需要重新反思温州上一轮发展顽疾、追问温州新一轮发展逻辑，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将加快再出发、再创新优势，开拓“浙南模式”新时代的内涵与境界。

1.温州过去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一言以蔽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发展是依靠民营经济创业创新，不仅是依靠来自民间的动能与活力，还包括创业带动创新，尽管这种创业创新是草根式创业、机会性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温州需要进一步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基本逻辑，找到转型跨越发展的方向感、使命感与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最大的标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目前，温州全市现有几十万家个体工商户、近20万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全市非公有制企业占了工业企业总数的98.8%、工业产值占了96%、税收占了70%、外贸出口额占了95%以上；并作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创造了多个第一，如第一份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份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法等等。如今对于以民营经济著称的温州，既有着与生俱来的发展底蕴，也有着备受诟病的隐忧。譬如，“草根式创业”就是创业很活跃但层级不够；“机会性创新”就是抓商机乃至到机会主义。准确地说，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温州抓住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机遇，但并没有抓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从工业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高水平创业创新层级。只有把握好这个趋势，温州发展才能更好地迭代。

图：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片

为什么要说对于温州的首创及发展需要有敬畏之心，又或者温州如何找到再度引领时代发展的方向感、使命感与自信心？某种意义上，温州的发展取决于特定的历史人文与地域时代条件，正是特定的元素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驱。具体而言，有如下因素：一是率先开展市场化改革，激活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根植民营草根创业，从“八大王”到南存辉再到新一代温商，激发了草根创业、跟随创新的发展活力；三是民营经济模式迭代，从依托小商品的专业市场、到依托股份合作的块状经济、再到依托资本积累的“三个温州”，每一次迭代都抓住了时代发展际遇；四是温商的文化与精神，靠山面海的独特地理生存环境赋予了温州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商业天赋，所谓“能睡地板、能当老板”的吃苦耐劳、“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老板情结、“敢为天下先、有50万当500万”的冒险精神、“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合作理念、“小处经营、以小搏大”的商业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为温州精神、温商精神赋予新的内涵，达到新的境界。

2.如何看待浙南模式在温州的源起

温州发展的基因是什么，而这种基因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某种意义上，这个基因依然还是需要进一步审视“依山傍海”的商业文明、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应该说，苏南也就是以往的吴国，之所以商业文化好，在于风调雨顺，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以交换或者交易；但浙南之所以商业文化好，是被逼出来的。温州虽有“东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但“七山一水二分田”，尤其是伴随着台风等自然灾害，所以温州在历史上以穷乡僻壤闻名。正是因为这种自然环境、地理经济并不优越，发育出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温商”。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几乎可以说浙南模式或者温州模式，是最能代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背景、发展环境、发展特点的类型。从“浙南、苏南、珠三角”这个铁三角比较来看，苏南的初始条件最好、珠三角的初始条件其次、浙南的初始条件最差；在有为的政府方面，依次是苏南、珠三角和浙南；从市场原教旨方面，依次是浙南、珠三角、苏南；从需求拉动来看，珠三角以国际市场为重点，苏南以国内外需求为重点，温州以国内市场为重点。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发展，浙南模式或者温州模式，既有民营创业创新活跃、温商网络遍布全球、民间资本投资活跃、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优势，也存在创新资源相对匮乏、创新创业层级较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

更进一步而言，浙南模式取决于温州独特的区域个性及人文历史条件、经济地理；而温州之所以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先驱，在于人多、地少、环境不好、钱不好挣，但又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但后来陷入了机会主义，再后来由于很会赚钱，就没有重新思考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把自己的优缺点、长短板进行迭代和配比。这其中，优点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缺点，缺点的背后蕴含着优点，优缺点的把握在于不同时期、阶段、条件的有机结合与创新迭代，以拉长板的方式补短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譬如，温州在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环境不优、基础薄弱、文化深厚的条件下，形成了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影子式的配置机制、抱团式的商帮文化、原教旨的市场自生。这改革开放初期，都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的转型，但到了制造业全球化、大规模生产阶段弊端显现，但在新经济发展规律、创新全球化条件下未必都是坏事，反而是优点。

比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这最早是家家户户创业、前店后场形态的起源，后来在大规模制造时代成了小农式的生产方式，但在社会化生产的新经济时代，只要再插上云制造、智能制造的翅膀，反而出现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再比如非正式的配置机制，也就是民间借贷，这最早是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后来并不是层层的交易费用比较高而导致虚拟经济崩盘，而是这些民间借贷并没有把钱投入进实业之中而出了问题，但对于需要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今天，只要把充裕的民间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科技金融就越有利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再比如抱团式的商帮文化，开始是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重要基石，但后来由于过于非正式关系导致组织方式传统而没有诞生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在开放创新的今天这种抱团发展越有利区域创新及共同发展；再比如原教旨的市场自生，开始是顺应市场化改革重要环境，但后来重在弥补市场失灵而没有培育市场导致新兴产业与自主创新不足，需要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3.温州当前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前对于温州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温州的特点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人才、资本、项目都跑了；另一种声音则是“三个温州”掌握了巨额的民间财富，温商是中国最富有的商帮。那么，这两种声音的核心是什么？本质上是从GDP与GNP的视角看到温州到底能不能发展好。当然，我们今天更多的是在温州这个沃土上看待如何高质量提升、高速度扩大GDP。某种角度而言，我们不能相信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需要相信高质量与高速度是可以并存的。我们常说，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是“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GDP过万亿元、人均GDP在2万美金左右的城市，要率先和全面高质量发展；“第二世界”是GDP在4000亿到1万亿元之间、人均GDP在一万美金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要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增长以及以高质量发展带动高速度增长；“第三世界”是是GDP在4000亿元以下、人均GDP在1万美金以下的城市，这些城市有的要限制发展、有的要维持发展、要的要高速度发展。如今，温州需要在短时间内进入“第一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正面我们所存在的问题。

图：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及增速情况

最近几年，温州的发展、温州民营经济、温州的实体经济并不尽人意，甚至饱受指责，甚至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总理没来温州调研。尤其是进入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规律发生变化，而温州由于长期以传统“温州模式”为主，导致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间的断层，发展驱动力日益不足，出现标兵渐远、追兵渐近的格局。所以，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温州不仅要找到面上的问题，还要找到背后的根源，再造浙南模式，再度实现引领发展。

从基本面而言，温州这些年不能把过去的发展经验当成如今的发展包袱、不能把温商以往的优点当成了如今的缺点，从企业创新创业、产业组织、区域体制机制“三位一体”的角度来审视问题、解决问题。从企业层面来讲，过去在市场经济转轨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只要吃苦耐劳、善于抓商机、搞搞产品创新、甚至联产品都不用创新只要生产出来都能发家致富，但现在如果没有真刀真枪的硬科技、厚创新就很难进入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产业层面来讲，过去块状经济侧重规模经济，后来是产业集群是范围经济，但靠规模经济、靠范围经济以及民间借贷、手工作坊、出口加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转而以生态建设提升现代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在体制机制创新层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加速边际递减，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来源于企业家开发出新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从内生性而言，这些年温州发展不尽人意，本质上在于创新生态出了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温商没有超越自身的文化矛盾，抓住了一些机会性的发展机遇，这一点是有“前科”的，如从最早的改革开放前后的走私、经济转轨以后的倒买倒卖、后来的房地产与民间借贷等，但未能在创新全球化条件下抓战略机遇、挣大钱、做大生意；二是未能在产业生态、创新生态闭环发展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迭代，没有在制造业基础上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掌握产业主导权，通过科技服务业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进而难以以全新产业、新兴企业走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态、集群形态以及新经济轨道上来；三是超越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而率先进入财富驱动发展阶段，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不够，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温州迫切需要回答发端于温州“浙南模式”到底如何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再创辉煌，浙江民营经济如何率先在全国“二次创业”，需要回答根植于民间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底如何进一步释放。

4.如何看待当前民营经济壮大发展

在如何看待当前民营经济壮大发展的问题上，需要强调三个基本判断。一个是活力经济。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来自于大众的、民间的活力，大多数创新并非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需要更加强调活力经济。对于当前的我们而言，也就是强调民营、民有、民富、民强，这是温州的优势所在。一个是从外向型工业经济到开放型创新经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核心是我们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体制、运行机制的结构转换、体系转换。只要是工业经济一定是以来庞大国内、国外市场的经济，就需要市场的扩张性立志要是外向经济一定是出口导向的、乃至重商主义的，但无法实现双向的全球资源配置。温州要赶超发展，一定要在经济发展范式上赶上时代的变化。这种“开放”，就是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不仅仅是“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走上来、拿回来”，而不是很多资源的流失，也不是埋头苦干而没有吸收别人好的东西；这种“创新”，就是通过传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走上新经济发展道路，不是靠内外部需求的低质量、高速度拉动，而是创造需求、提高价值实现创新驱动。三是有多大的不成熟、不充分、不均衡、不协调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在长期结构矛盾“内忧”、贸易保护主义“外患”以及新冠疫情“天灾”条件下，全球经济整体下行是大概率，但局部地区或领域通过“新办法做新事”实现逆势爆发同样存在。就发展而言，有多大的问题、矛盾、困难就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有多大的不均衡不协调不满足就有多大的增长空间，改革的红利、开放的红利、创新的动力、发展的潜力并没有完全释放。

在这几个判断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看待温州的发展与浙南模式的创新，重在从创业阶段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常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了乡镇企业创业（1978-1984）、城市个体户创业（1985-1991）、知识分子创业（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生创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民创业（21世纪至今）五个浪潮。伴随五次创业浪潮兴起，民营经济作为创业经济，持续推动市场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良性变革，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力量，在新一轮创新发展中发挥着源动力作用。而温州通过率先探索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在前两轮创业浪潮中走在全国前列，充分释放民营创业活力，推动温州发展快速崛起；温州在后两轮创业浪潮中未抓住率先发展机遇，民营企业发展模式未适应新的发展规律；那么，在最近的全面创业又需要把握相应的际遇、规律和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一个独特文化、特殊体制以及发展阶段与发展环境下，形成了混合制度系统与体制机制。从发展结构来看，国有经济在经济命脉与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民营经济在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经济带动中国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并出现了外溢作用。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发展经验是体制外增量改革盘活存量，最大的方法论是在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间寻求均衡，那么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应该更置入新的位势。当然在新的经济发展规律、新的历史发展要求下，民营经济存在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在民营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民营资本投资动力、新生代企业家创业活力、政府创新创业服务驱动力等方面寻求破题，探索新经济发展新机制，推动民营经济“二次腾飞”，从注重资源配置效率到创业创新活力。

5.如何实现新时代浙南模式再创新

从现在的角度而言，温州人太会赚钱了，不仅是不用怎么技术创新都能赚钱，所以没有走上产业升级、创新迭代的发展道路；即使到了经济出现了一定问题，但由于根基深厚并没有痛定思痛，所以就没有实现浙南模式的再创新。更准确地说，温州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改革不彻底，主要是体现在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抑制了生产性的寻利行为，造成社会激烈结构有问题；同时开放不协调，对外的外向度很高，但对内的引进来、拿进来不够。而今天，温州不应该陶醉于东方的犹太人，应给称为比犹太人还犹太人的新温州人，产生新的制度、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形态、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企业品牌、新的创业创新文化。

过去浙东南地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更多的是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未来在工业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是创新创业活力。在这个再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从做小买卖到做大生意、从善于做事到善于做局、从抓机会性商机到抓战略性机遇、从财富驱动到创新引领、从走向全球到改变世界。迫切需要温州从以民营中小微创业创新形成的效率经济，转变为依托民营科技创业创新的活力经济、创新经济以及开放型创新经济，再造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新模式、新机制、新形式，示范带动全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有如下几个方面更应该值得关注，而这几点也是浙南模式再创新、拓展新境界的重要内涵。

一是强化产权制度创新与混合所有制发展，再造经济新根基。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发展得好，说白了就是产权制度创新比较彻底，更直白一点，之所以温州容易产权制度创新，是因为大家什么都没有，没有太大的改革成本。应该说，只有新的产权结构，才能有新的发展结构。这里主要由几个方面的原由，一个是中国是一个混合的政治经济系统，比如温州最早的股份合作制，本身就是借公有之名发展私有之实的创新；一个是温州过于“个体户”，人人都想当老板，这就很难出现大老板，所以需要更广泛的产权、股权合作；一个是只有通过股权纽带打通产权关系，才能在更大范围实现开放式创新。譬如，国企改制、合伙制、企业公众化、政府引导基金、事业单位改制、PPP等等，都属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范畴。只有形成新的产权结构，才能形成全新的发展根基。

二是生产方式转变与产业共同体建设，走出组织碎片化。温州主要是在市场化改革早期，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而一度领先；但这种家庭的、作坊的、乃至小农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科技革命相结合，尤其是所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并没有投入扩大再生产，最终没有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各种问题。但现在通过产业组织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方式并非为时已晚。现在有个词叫做“产业共同体”，这个“产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对特定领域产业创新生态的经营实体化、功能平台化、服务集成化、组织产业化、创新生态化。主线是以产业链上中下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与以政产学研金介用为代表的创新生态的协同演进与闭环发展。温州的产业生态具有一定基础，主要是有产业根基以及自组织强大；但创新生态比较薄弱，在“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所以，在广大碎片化生产组织方式之上，可以加上一层“产业共同体”。让一批产业组织者，在若干领域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数据链、供应链或者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资源共享、互联融通、开放创新、优化配置以及快速生成，最终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场景再造、敏捷供应的全新生产组织方式。

三是大企业平台化与传统产业爆发点，走出产业低端化。温州在产业发展方面，核心的是如何通过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但这种新旧动能转换与转型升级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老树发新芽。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大企业的平台化以及在传统产业培育爆发点来实现。这种大企业平台化，就是说大企业要成为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平台和生态，通过帮助中小企业成长让自己更伟大；这种在传统产业培育爆发点，基本上就是通过产业的跨界融合实现业态创新或者再造全新业态。几乎可以说，温州的产业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平台思维和跨界思维，这个平台思维就是从做事到做局，这个跨界思维就是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给融合在一起。

四是民营科技创业与国家自创区建设，走出创业低端化。温州早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了，但这种“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是刚才说的“草根创业 机会创新”，只有提高创业创新层级与水平，温州的发展才有前途。当前应该是从“草根创业 机会创新”，到“科技创业 开放创新”，未来需要是“变革创业 颠覆创新”。在提高创业创新层级过程中，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功能平台，也是温州赶上这个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温州只有走出挣辛苦钱、血汗钱的“小生意”以及机会主义，才能走出新的发展道路。

五是科技金融创新与三个温州联动化，走出经济虚拟化。这些年的金融改革试点充满了期待，但并不是很理想，需要从区域层面推进全面的金融改革试点还有很大的阻力，应该把重点放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都在说“三个温州”，看起来在温州的温州规模体量还很小，但在国内的温州、国外的温州还积累了巨额财富，如何把这些原始积累与科技创新、产业化、扩大再生产结合在一起，是最核心的问题。科技金融的核心是股权投资，股权投资最核心的是天使投资。温州需要的不是朴素的、原生的、影子的间接融资，而是现代的、正式的直接融资。只有将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温州的再突围是不可避免的。

六是新经济三招商与开放型创新经济，走出草根自生化。坦白地说，温州过于市场原教旨，主要靠土生土长的民营经济，并没有借助外生的力量嵌入到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以至于自己闭门造车，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迭代。温州现在也要在提高创业创新层级的基础上，加大新的招商引资力度。但这个新的招商引资不是传统的，传统的是项目招商、产业链招商。从目前来看，单纯的项目招商已经过时了，产业链招商的政策手段也越来越单纯，转而是强调“圈”的招商，也就是新业态招商、科技招商和平台招商。新业态招商就是招最新技术、业态、商业模式、成长性的企业进来，也就是让一些鲶鱼把水搅浑；科技招商主要是针对科技服务业的招商，也就是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核心组件；平台招商就是把一批具有平台衍生能力、带动能力的机构给请过来，发挥更大的产业组织作用。

七是创新生态建设与创新型服务政府，走出市场原教旨。在过去，政府主要是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环境，但伴随着产业发展与创新发展，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创新生态更重要，而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服务型政府，而是创新型服务政府。环境与生态最大的差别，环境仅仅是提供只有服务与发展条件的集成，但生态恰恰是能够赋能的。而所谓的服务型政府，需要从第二方的公共服务，到第三方的创新服务集成，再到第四方的新型产业组织，最终成为创新生态的顶层设计者、建设者和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