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双螺旋驱动:战略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的系统互构
添加时间:2026-11-20 点击次数:23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10期“战略与决策研究”
李建强1* 胡思得2
1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2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能只依靠硬件条件与经费投入,更要夯实我国的战略科技软实力。战略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二者不是相互割裂的两套要素,在现实科研场景中持续发生系统互构,共同形成助推国家创新体系升级的双螺旋动力。文章立足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搭建包含价值内化、组织赋能、生态共演的“价值—能力—生态”3层动态互构分析框架,结合国内重大科技工程实践开展分析。研究发现,战略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精神的现实人格载体,成长要历经启智、增慧、铸就的完整生命历程,依托重大任务历练,把精神信念转化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实际能力;科学家精神反过来约束、引导战略科学家的决策取向,为科研攻关提供价值遵循与逆境抗压的精神底气。二者耦合生成的双螺旋关系,能够带动创新体系摆脱要素驱动路径,逐步走向原创引领的发展阶段。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现实需求,文章从评价机制革新、实体平台搭建、创新文化培育3个方面提出可落地的政策思路,希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参考。
在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空前凸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落实这一部署,既需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理顺科研组织运行模式,也不能忽略人才主观意志与精神文化层面的支撑作用。战略科学家作为国家战略人才队伍当中的“关键少数”,科学家精神作为我国科技共同体长期沉淀下来的价值底色,二者如何彼此影响、互相塑造,是值得深入拆解的现实命题。
既有研究已对战略科学家的能力特质、功能角色,以及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谱系、时代价值进行了持续探讨。在梳理文献过程中能够发现,不少研究容易混淆战略科学家和普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结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来看,二者存在清晰定位区分:战略科学家属于“帅才”,重点在于研判科技大势、把握研究方向、统筹大规模科研协同;科技领军人才更多属于“将才”,擅长带队完成具体科研任务。学术界内部还存在一组讨论:战略科学家究竟只能在实践当中自然涌现,还是可以依靠制度设计和定向培育。从国内科研实践来看,重大科技任务确实是战略科学家成长最主要的试炼场,但并不代表只能被动等待人才自然冒出来。通过调整教育模式、搭建任务平台、完善配套制度,完全可以打磨出一批具备战略潜质的后备人才。面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有必要搭建分析模型,理清二者双向建构、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
战略科学家不同于普通科研工作者,他们兼具扎实的科学功底、长远的研判眼光及统筹大团队开展攻关的组织能力,是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整条创新链条的关键角色。概括来说,这类人才需要同时拥有前沿判断力、跨学科整合能力、团队感召力与精神引领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到,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这2类要素并不是互不相关的独立存在,深深嵌入国家创新体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在持续互动当中彼此塑造,最终影响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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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价值—能力—生态”3层动态互构模型
立足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同时结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现实要求,本文构建“价值—能力—生态”3层动态互构模型(图1)。价值层重在筑牢科技共同体的思想根基,能力层重在改善科研组织的实际运行效率,生态层重在拓展整个创新系统的演化空间。所有互动关系,最终都要落脚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发展。
图1 战略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互动关系的“价值—能力—生态”3层动态互构模型
内核:价值层的互构,精神内化与人格形塑
价值层面的交融,是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家精神发生互构的起点。爱国、创新、求实这些精神内核,会通过一代代科研人的榜样示范、教育传承,慢慢内化为战略科学家自身的价值判断,帮助他们确立“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追求,养成尊重客观规律、严谨对待科研工作的行事风格(图2)。能不能做到心怀“国之大者”,也是区分战略科学家和一般技术专家的重要标尺之一。回顾新中国科技发展史,朱光亚选择隐姓埋名投身国防科研,就是把个人才干融入国家建设的鲜活典范,其一生实践完整诠释了战略科学家人格与科学家精神双向互构的内在逻辑。钱伟长曾经谈到,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家国情怀与健全人格,是专业知识能够正向发挥作用的前提。
图2 战略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的“系统互构”的根基:价值层的底层作用
战略科学家又会用自身实际行动,把抽象的科学家精神变得具象可感。彭桓武当年毅然选择回国投身祖国科研事业,被问到回国的理由时,他讲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我有责任利用所学关心她、建设她”。正是这一代科研人的人生抉择与日复一日的科研付出,让爱国奉献不再是书面上的口号,变成后来科研人员可以参照学习的现实榜样。
中层:能力层的互构,组织构建与战略执行
仅仅拥有精神信念远远不够,还需要把价值追求转化为组织管理、攻坚克难的实际本领,这就是能力层面互构的现实意义。科学家精神当中的协同理念,推动科研人员跳出单一机构、单一学科的局限,组建起跨领域协同攻关的创新联合体。求实的要求,一方面内化为科研人员恪守科研伦理、坚守学术诚信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外化为科研机构严格的数据核查、同行评议与质量管控流程。我国载人航天、核武器研制这类大科学工程,摸索形成的“两总”制度、质量归零管理、故障案例复盘等管理办法,本质上就是把看不见的精神追求,转变成可落地、可复制的管理制度与团队文化。依靠这套运行机制,精神层面的追求,才能够转化为集体攻坚的实际战斗力,也为破解产学研融合的各类现实障碍提供指导。
外层:生态层的互构,系统演化与范式革新
无数科研个体的价值选择、各类科研组织的能力迭代,叠加在一起,共同塑造一个国家整体的创新生态环境。战略科学家凭借自身对科技趋势的判断能力及资源调动能力,能够引导人才、资本、数据等创新资源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AI)、先进生物制造这类前沿赛道集聚,带动科研范式向数据驱动、AI辅助科研的新形态演进。而崇尚创新、允许试错、恪守诚信的科学家精神,又会持续滋养整个创新环境。二者良性互动,能够带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从过去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逐步转向原创引领的创新发展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土壤。
双螺旋驱动的内涵与机理
借用DNA双螺旋的隐喻,可以从结构、功能、演化3个角度理解二者的互动逻辑。
从结构关系来看,战略科学家代表的能力链条,和科学家精神代表的价值链条,存在对应的内在关联。爱国精神对应战略定力,创新精神对应前瞻布局,求实精神对应严谨治学,奉献精神对应社会公信力,协同精神对应组织统筹能力,育人精神对应人才梯队建设。但二者的匹配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关系,会跟随战略科学家个人成长不断变化,完整成长过程分为启智、增慧、铸就3个阶段。在启智阶段打下精神底色与基础认知;增慧阶段积累跨学科知识,在一次次实践挫折中锤炼决断与协同本领;铸就阶段依托重大科研任务,形成成熟的顶层规划与大团队领导能力。该成长历程既是战略科学家个人能力演进过程,也是科学家精神不断内化的过程。
从功能效果来看,单独依靠优秀科学家群体,或是只做精神层面的宣传倡导,都很难释放出足够的系统效能。只有二者深度结合,才会产生“1+1>2”的涌现效果:科学家精神帮助战略科学家跳出个人名利束缚,获得立足国家大局做决策的定力与团队信任;战略科学家的真实实践,又让科学家精神摆脱空洞说教,获得制度载体与传承路径。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等重大项目实践可以印证,同时具备过硬战略能力与精神底色的科研团队,整体攻关效率明显优于传统模式,带动创新生态完成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走向价值共生的转变。
从演化路径来看,二者互动是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精神内化不断拉高战略科学家的格局视野;战略科学家的实践拓展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内涵。每一轮深度互动,都会推动国家创新体系迈上更高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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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学家:科学家精神的时代化身与创新融合的催化引擎
面向“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求,战略科学家身上承担两重任务:一方面要做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另一方面要充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推动者。
精神传承与创新的3条路径
现实当中,战略科学家主要依靠人格示范、制度激励、组织熏陶3条路径,完成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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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示范与叙事建构,实现从个体实践走向集体感召
精神传播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就是科研人员自身的实际行动。黄大年立下振兴中华的人生追求,袁隆平坚持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这些鲜活事例,把爱国、求实、奉献这些抽象概念具象化,更容易引发广大科技工作者情感共鸣。在大规模协同攻关的重大工程当中,领军人物的人格魅力,往往会直接凝聚成为整个团队的精神旗帜。钱学森、李四光等老一辈科学家,正是依靠自身学识与家国信念,感召一代代科研人员克服条件限制完成科研任务。现实中更应当建立“国家战略需求—科学家响应—组织协同—成果涌现”的系统视角。既要肯定老一辈科学家的榜样力量,也要正视新时代科研环境的变化,重视复杂组织、跨学科协作背景之下人才系统性成长的客观规律。朱光亚、于敏等“两弹一星”战略科学家的科研历程充分证明,科学家精神不是个体道德的自发生成,而是在国家重大任务场域中完成精神内化与能力转化的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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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化激励与价值引导,搭建使命导向的创新环境
战略科学家会主动设计兼顾国家任务和个人发展的激励规则,跳出单纯看重论文、项目的评价惯性,把解决国家和产业现实难题,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重要标尺(表1)。
表1 面向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战略科学家激励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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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养育与习惯塑造,把精神培育嵌入科研全流程
要把科学家精神长久传承下去,不能只依靠个人自觉,需要融入日常科研管理制度。钱学森当年坚持组织团队讲习活动,持续给团队输入前沿学术思想;王大珩对实验报告质量严格把关,建立完整的伦理审查流程,依靠制度约束守住科研质量底线。战略科学家还要具备识才、育才、用才的能力,守住国家科技人才链条的安全,借助分级培养体系、实战科研平台,把前辈积累下来的隐性经验一代代传递下去,同时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催化创新融合的战略角色与行动
面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命题,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引领,转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引擎”与“系统架构师”角色。他们将科学家精神外化为一系列创造性实践,在洞察前沿、集成资源、创新管理与营造生态等关键环节,驱动着科技与产业价值的深度共生。
1. 前瞻布局者与战略需求诠释者。战略科学家能精准识别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将宏大战略解码为清晰的技术路径。邓稼先晚年依旧结合现实研判提出核试验优化建议;孙家栋顶住各类压力,推动我国北斗导航系统走上自主建设道路,都是家国情怀结合求实研判形成长远战略判断的典型案例。
2. 工程管理创新与系统集成者。战略科学家将“协同”“求实”精神制度化为系统工程管理能力。朱光亚在核武器研制当中扮演总技术枢纽的角色,立足国家目标做顶层设计,再逐层分解各项任务;彭桓武提出理论、实验、工程3组并行攻关模式,搭建起动态反馈的研发闭环。于敏在氢弹理论攻关过程中进一步发展这套协同机制,实现理论预判、实验验证、工程实现之间快速迭代,充分体现爱国、求实、协同的科学家精神向大科学组织能力转化的完整过程。朱光亚与于敏的实践表明,大科学工程的管理范式,本身就是科学家精神制度化的产物。
3. 资源统筹者与平台搭建者。战略科学家擅长跳出单个项目局限,搭建能够持续产出创新成果的制度环境。李国杰将“智能化科研”(AI4R)称为第五科研范式,指出平台型科研是其重要特征——“第五科研范式需要的科研大平台实际上是涵盖科研三要素的智能化科研基础设施”,即高质量的数据、先进的算法模型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同时,提出学科交叉融合是第五科研范式——智能化科研(AI4R)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彭桓武筹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时,提出“三不设”原则,不硬性划定研究方向、不固化人员编制、不预先锁定经费来源,尽可能减少制度束缚,给自由探索留出空间。
4. 桥梁搭建者与生态营造者。战略科学家主动致力于破除产学研之间的“语言壁垒”与“制度围墙”。他们不仅推动建立“概念验证中心”等实体桥梁,更通过营造开放的学术文化,构建信任、协作的软性生态。一方面搭建概念验证中心这类实体平台;另一方面营造平等开放的学术氛围。彭桓武主持学术鸣放会,不管资历职务高低,鼓励所有人畅所欲言;朱光亚做科研管理始终坚持群策群力,充分调动集体智慧。这种包容争鸣的团队文化,是跨机构深度协作必不可少的软性条件。
放到大科学工程的现实场景当中,战略科学家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和卓越工程师紧密配合。两类人才存在能力上的共通之处:都要有家国担当、全局眼光,善于开展跨学科协作。但二者也有清晰边界:战略科学家更多承担“从0到1”的原始理论突破、学科方向引领;卓越工程师聚焦“从1到N”,负责工程实现与技术产业化落地,两类人才互相补充,共同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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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战略科学家的价值罗盘与韧性基石
科学家精神不是被动等待战略科学家去宣传演绎的对象,它本身就是一套具备约束力的价值规范。面对科学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复杂局面,它为战略科学家提供价值参照、伦理约束和心理支撑,直接影响战略决策的合理性与行动有效性。
价值导向与创新魄力的精神源泉
战略科学家挑战前沿、开拓创新的魄力,深层动力源于以“爱国、创新”为核心的科学家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其投身高风险原始探索提供关键支撑。当面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时,深厚的家国情怀促使他们放弃模仿捷径,坚定选择自主创新之路。王淦昌曾经讲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程开甲也把“两弹”事业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创新精神。于敏在氢弹攻关当中,不计个人学术得失,2次服从国家需要转换研究方向,正是爱国驱动原始创新的经典范例,足以看出精神信念对科研方向选择的导向作用。
这种魄力牢固建立在“求实”精神构筑的认知基础之上。对科学真理的敬畏与对客观规律的遵循,是其创造性活动的根本前提。朱光亚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彻底贯彻为试验场上一丝不苟的操作规范和深入一线的现场督导,锻造了团队严谨的文化基因。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求真务实,确保其前瞻性构想能经严密路径转化为国家重大成果。
伦理基石与信任资本的社会构建
基因编辑、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伦理风险逐步凸显,学术不端的现象依旧偶有发生。求实、奉献构成科研人员基本伦理底线,不过个体层面的自律,还需要制度规则和科技共同体监督作为保障。不少战略科学家主动牵头制定前沿领域伦理规范,把风险评估做在项目启动之前,守住科技向善的基本方向。
战略科学家在团队内部的公信力,并不是靠头衔得来,而是来自一贯的严谨自律与率先垂范。拒绝挂名署名、严谨对待原始数据、主动扶持青年后辈,远比空洞的口号更有说服力。朱光亚一生淡泊名利,把获得的高额奖金全部捐献出来;彭桓武设立奖金资助后辈科研人员,遗嘱把个人积蓄、功勋奖章全部上交国家。这种人格带来的信任资本,是纸面契约很难替代的,也是组织起跨部门大规模协同攻关的心理基础。
奉献不等于刻意安于清贫,它的核心是在利益抉择中优先顾及国家大局。国家制度层面本就应当保障科研人员获得和贡献相匹配的物质待遇;恰恰是在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依旧心怀大局,奉献精神才更具备现实说服力。同时也要看到现实矛盾,市场追求短期回报的逻辑,和战略攻关需要长期坐冷板凳之间客观存在冲突,物质激励和精神引导需要协同发挥作用。
组织协同与逆境韧性的文化赋能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是战略科学家打破学科藩篱、部门壁垒,组建高效能、跨体系攻关团队的文化黏合剂。它促使科学家将个人智慧融入集体目标,形成“1+1>2”的协同效应。更为深刻的是,在“两弹一星”伟大工程中凝结而成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科学家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升华与浓缩。这种精神为科研团队注入了战胜极端艰苦环境、应对巨大技术风险、承受长期压力挑战的强大心理韧性与集体意志力。这种源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与延伸,在当今攻克芯片制造、高端智能制造等复杂系统工程难题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共性与特质
战略科学家是贴合我国国情的本土政策概念,海外学界相近的概念包括“科学领军者””首席科学家”等,但其内涵更侧重学术领导力,与国家战略使命的结合程度不及我国的战略科学家概念。但政策企业家概念更多聚焦公共政策游说,与我国战略科学家兼具学术研判、大工程组织的内涵仍存在显著差异。国外这类人才成长更多依托个体天赋与市场竞争机制,常常会出现个人学术追求和国家现实目标互相冲突的伦理矛盾。
追求真理、鼓励质疑、开放交流、重视知识传承,是全世界科技共同体的共同追求。我国的特殊之处,是把服务国家战略明确纳入科技工作的价值体系。举国体制之下的重大工程实践,也赋予我国战略科学家更加复合多元的现实角色,形成个体成长和国家需求双向促进的“国家—个人”互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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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十五五”:协同挑战与系统性政策响应
现阶段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家精神双向互构,还存在不少现实阻碍。矛盾根源来自3套制度逻辑存在内在张力:国家使命逻辑看重重大任务的攻坚时效;学科发展逻辑尊重基础研究自由探索、厚积薄发的客观规律;市场竞争逻辑更加看重短期经济效益。这3套逻辑价值取向并不完全一致,导致战略科学家在选题方向、资源争取、价值评价上处处面临两难处境。
落到现实层面可以看到,即便破除“四唯”的政策已经出台,短平快量化考核的路径依赖依旧顽固,适配长周期高风险研究的评价和容错机制尚不健全,产学研合作的组织载体、风险收益共担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大科学平台行政化约束偏多,科学家精神宣传多停留在舆论层面,缺少转化为制度能力的落地载体,全社会崇尚创新的文化土壤还需要持续培育。因此,制定相关政策需要双向思考,既要完善创新生态,给战略科学家成长、科学家精神传承提供环境;也要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反过来推动制度持续优化,实现“体系孕育人才—人才反哺体系”的良性循环。
重构“使命-贡献”导向的评价激励体系
要释放战略科学家的创新活力,就要建立匹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现实需求的评价规则。
1. 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配套长周期评估机制。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国家实验室内部,落实以质量和实际贡献为核心的代表作评价制度。针对前沿探索、重大工程攻关团队,设置长周期滚动支持,留出制度性的“静默期”(长周期稳定支持周期),规避过于频繁的短期考核干扰。
2. 强化战略价值与产业贡献的考核权重。把技术成熟水平、产业链安全贡献、行业标准制定影响力纳入评价指标。建议设立“国家战略科技贡献奖”,专门表彰攻克“卡脖子”技术、开辟全新产业赛道的团队和个人。
3. 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改革。落实政策要求,推动成果转化收益更多向一线研发人员倾斜,让扎根现实需求做研究的科研人员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
4. 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联动科技信用管理。建议出台战略科技研发风险清单,把客观探索失败和主观失职失误区分开来。容错不是无底线纵容,必须和科技信用体系联动,既鼓励大胆探索,又守住风险约束底线。
筑牢“深度融合”的组织与平台载体
实体化平台,是二者实现双螺旋互构必不可少的物理载体。面向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亟须构建能够促进二者良性互构的新型组织平台。
1. 支持行业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使命导向的创新联合体。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接任务,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战略科学家担任首席科学家或者总师,把协同精神转化为任务制科研模式;企业提供真实应用场景,用市场检验科研产出。
2. 统筹布局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坚持非营利或者微利运行,同时把求实严谨的要求固化进平台运行规则,打造服务全行业的创新基础设施。
3. 试点建设战略科学家工作室。落地在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机构,充分下放研究方向选择权、团队组建权、经费调配权。一方面承接前沿探索、战略咨询任务;另一方面依托大师传帮带、实战任务、文化熏陶,常态化培育后备人才。
4. 打造国际化开放创新网络。支持战略科学家牵头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在坚持自主可控的前提之下汇聚全球智力资源。
与此同时,搭建“科技—产业—金融”创新螺旋,培育耐心资本,给长周期战略攻关提供稳定资金保障。
培厚“开放自信”的制度与文化生态
好的创新生态本身就会孕育优秀人才,最终目标是构建起“人才—技术—制度”三元共生的创新生态。
1.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改革。推广项目式学习模式,落实学术‑产业双导师制度,培养复合型后备人才;完善激励办法,鼓励资深科研人员主动传帮带,代代传承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
2. 系统化推进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弘扬工程。跳出短期宣传套路,持续采集整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史料,借助传记、纪录片等多种载体还原科研人员真实抉择与科研历程。
3. 坚持对外开放合作,严守科研作风底线。主动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对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零容忍,抵制小圈子文化,营造平等竞争、求真务实的学术共同体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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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战略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是相互塑造、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战略科学家作为精神载体与主体,以前瞻视野、组织力与情怀,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内核转化为领导攻关、破解融合难题、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行动与制度成果;科学家精神则为战略科学家提供价值指引与精神支撑。二者互动是“系统互构”,贯穿个体信念、组织行为与系统文化,通过价值内化、能力外化与生态反馈,动态强化国家创新体系韧性。
想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要促成“战略—精神”双螺旋紧密运转,达成“体系孕育人才,人才反哺体系”的良性循环。面向“十五五”时期,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在评价激励、组织载体、制度文化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建设能够识别、支持、培育战略科学家,传承科学家精神的创新生态,不断壮大战略科技人才梯队,让崇尚真理、服务国家发展成为科技界普遍的价值追求,为民族复兴源源不断注入科技创新动力。
作者简介
李建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校党建与文化专家、教授。四川省军民融合发展研究智库专家。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家精神与科技创新。
胡思得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双聘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核物理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核武器工程与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