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兴支柱产业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大国博弈的制高点。以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技术、商业航天、机器人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群体性突破，正在推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发生深刻重构：竞争重心从传统制造规模转向新兴赛道卡位，从产品竞争延伸至标准规则之争，从全球一体化分工转向阵营化、区域化重组。本文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等国家最新权威政策为依据，以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及“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系列统计成就报告为数据支撑，系统分析全球新兴支柱产业竞争格局重构的主要表现与驱动因素，客观评估我国在竞争格局中的位势——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保持在28.0%以上、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新型储能装机约占全球一半、高技术产品出口2026年上半年增长39%——并剖析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区域同质化竞争等短板。在此基础上，从科技自立自强、全链条规模化发展、高水平开放合作、产业链安全韧性、区域协同布局、制度型开放与标准建设六个方面提出中国的战略应对。研究认为，我国已在新赛道上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只要坚持办好自己的事、统筹开放与安全，完全有条件在格局重构中赢得战略主动。

关键词：新兴支柱产业；全球竞争格局；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应对

一、引言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大国竞争相互交织，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各方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哪个国家能够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上率先成势，哪个国家就能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主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2026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202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系统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任务。这既是对国内发展阶段的战略把握，也是对全球竞争格局深刻演变的主动回应。

从统计事实看，我国新兴支柱产业的全球位势正处于历史性跃升期。“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8.0%以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2025年达3.9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2.80%；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前十。2026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6月份集成电路首次成为单月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持续加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竞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全球新兴支柱产业竞争格局重构的趋向与中国的战略应对，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竞争重心、竞争维度、分工体系三个维度把握全球格局重构的主要表现；其次依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评估我国在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及典型领域的全球位势；再次剖析格局重构背后的技术、经济、制度与安全驱动因素，以及我国面临的短板与风险；最后提出六个方面的战略应对。研究坚持论从数出，所有中国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等官方渠道，所有政策依据均来自党中央、国务院最新权威文件。

二、全球新兴支柱产业竞争格局重构的主要表现

（一）竞争重心向新兴赛道加速转移

全球产业竞争的重心正在从传统制造规模转向新兴赛道卡位。一方面，传统产业在全球增加值中的占比趋于下行，而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纷纷把新兴产业作为产业政策的优先方向，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能源、生物制造的补贴竞赛、人才争夺和供应链博弈日趋激烈。新兴赛道呈现出“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市场格局尚未定型、进入窗口依然敞开”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竞争结果远未锁定，后发者仍有换道超车的机会。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2025年接近6万亿元、2030年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的官方测算，正是建立在对这一竞争态势的准确把握之上。

（二）竞争维度从产品延伸至标准与规则

新兴支柱产业的竞争已从成本、质量、规模的产品竞争，升级为技术标准、数据规则、市场准入、碳足迹等制度性竞争。在低空经济领域，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年版）》，明确到2027年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到2030年低空经济领域标准超过300项，这正是以标准建设抢占规则主动权的部署。在数字与绿色领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新型贸易规则正在重塑国际竞争环境，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产业能力+制度能力”的复合较量。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和规则话语权，谁就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这已成为各方共识。

（三）全球分工体系向阵营化、区域化重组

世界百年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从追求效率的全球化布局，转向兼顾安全的区域化、近岸化、友岸化重组。个别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和产业链“脱钩断链”，出口管制持续加码，2025年我国打出5轮关税和非关税反制“组合拳”以稳外贸，部分新兴产业出口面临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全球分工体系的重组对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构成双重影响：一方面，关键产品和技术环节的“备份”需求上升，推高了全球分工成本；另一方面，区域化重组也为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新兴产业合作、构建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相平衡的新型分工体系提供了空间。面对深刻变化的竞争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各主要经济体产业战略的共同底色。

（四）格局重构的阶段性特征

综合来看，当前全球新兴支柱产业竞争格局重构呈现三个阶段性特征。一是多极化竞争与单一极化并存：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无人机等领域，我国已居全球第一梯队；在集成电路制造、基础软件等领域，领先者优势仍然明显；在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核聚变能等新赛道上，多国处于同一起跑线，竞争结果远未确定。二是竞争与依存并存：尽管安全化逻辑盛行，全球新兴产业的创新链、供应链在深度上仍相互嵌套，任何一方都难以完全脱钩，这为竞争格局保留了合作空间。三是速度决定成败：新兴赛道的窗口期通常只有五到十年，技术路线收敛之后格局便趋于固化，因此“十五五”这五年正是决定未来全球产业版图的关键期。正确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是制定中国战略应对的前提。

三、中国在竞争格局中的位势评估

（一）总体位势：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跃升

全国政协委员黄宝荣指出，我国新兴支柱产业已呈现全面起势、多点突破的发展格局，产业发展正从“跟跑并跑”逐步向“并跑领跑”加速跃升。这一判断得到统计数据的充分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31.1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1.7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从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2%，明显高于整体工业增速；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升至17.1%。在世界银行统计口径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始终保持在28.0%以上，超大规模的制造能力为新兴支柱产业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产业化基础。

（二）分领域位势：多赛道形成领先或并跑优势

分领域看，我国已在多个新兴赛道形成全球领先的位势。绿色低碳领域，新型储能累计装机2025年底达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约占全球一半，超过抽水蓄能成为第一大调节性资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由2020年的16%提高到2025年的20%以上；氢能产量突破3700万吨、稳居全球第一，绿氢产能占全球一半以上。新能源汽车领域，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2025年产量达1652.4万辆、年末保有量达4397万辆。商业航天领域，2025年我国完成92次宇航发射、创历史新高，其中商业发射50次、占比首次过半，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创新药领域，我国在研管线占全球比例达33.7%、居全球首位。人工智能领域，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智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在首创新药（FIC）、高端光刻设备、基础软件等领域，我国与全球领先水平仍有明显差距，高端芯片、高端装备、关键材料和工业软件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并跑领跑”与“跟跑”并存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

（三）动态位势：增长速度与出口结构的持续改善

从动态看，我国位势提升的速度优势明显。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5个百分点；货物出口增长6.1%，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新三样”产品出口接近1.3万亿元、增长27.1%。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7.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AI相关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达22.7%、拉动整体出口8.6个百分点；6月份集成电路首次成为单月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前7个月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同期，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升至第十位，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首次突破7%，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6件。速度优势与结构改善相互叠加，表明我国在竞争格局中的位势仍处于快速上升通道。

四、竞争格局重构背后的驱动因素

（一）技术因素：通用目的技术的群体性突破

全球竞争格局重构的根本动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正在向所有产业渗透，其影响类似于历史上的电力和信息技术革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呈现群体性突破态势。技术突破的群体性、交叉性特征，使得新兴支柱产业的边界不断扩展、融合不断加深，也使得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在所有方向上保持全面领先，从而为不同禀赋的国家创造了差异化制胜的空间。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带动我国集成电路、光纤产量分别增长23.1%和19.2%，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通用目的技术的渗透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二）经济因素：超大规模市场与规模经济的再发现

新兴支柱产业的研发成本高、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低，天然具有强烈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属性。这意味着，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经济体在新兴赛道上具有结构性优势：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摊薄创新的固定成本，完备的产业配套可以缩短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周期。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202亿元，网上零售额15.97万亿元、增长8.6%，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7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超大规模市场叠加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我国在格局重构中最大的确定性优势，也是各主要经济体竞相争夺中国市场、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的深层原因。

（三）制度因素：产业政策竞争与治理模式分化

在技术不确定性和安全关切上升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强势回归，不同经济体的治理模式出现明显分化。我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完整政策链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作出战略部署，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全链条推动规模化发展的路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细化19项重点举措，同时通过《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部门文件完善细分领域制度供给。相比之下，一些经济体受制于政治周期和利益集团掣肘，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执行力面临不确定性。制度因素正在成为全球新兴支柱产业竞争中日益重要的变量，我国制度优势的发挥程度，将直接影响格局重构的最终结果。

五、典型领域的全球竞争态势

（一）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算力之争

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竞争烈度最高的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2798亿块、日均超15亿块，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67.3%，8月份增长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