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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技术封锁风险， 加快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浏览次数：297 发布时间：2020-06-05 09:00:44
摘要：我国经济运行已经进入新常态，但目前仍然面临经济发展质量仍然不高、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高质量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要求和目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破坏全球产业链格局，并且美国对我国加紧进行技术封锁，这进一步凸显了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创新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破除技术封锁的重要突破口。本文认为在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加剧、技术封锁风险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进一步介绍了东部地区可复制推广的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做法，阐述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提出了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技术封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高质量发展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口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对未来发展道路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更高水平、更具效率、更加稳定和更为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更大规模、更具冲击的国际贸易冲突迫在眉睫，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因此，我国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当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积极先行先试，不断探索新路子、提出新举措、展现新气象、取得新进展，其中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在全国复制和推广。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要素收入分配“倒挂”、创新主体动能不足、政府与市场错位等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制度体系、资源动员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引发了国内各方面对可能出现贸易冲突甚至是技术封锁的关注，出现了对技术封锁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的隐忧，主要包括：一是严重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美国对华为的封锁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对战略性产业中的通用技术或核心技术的全面封锁，仅依靠企业的“单兵突击”，难以实现全产业链“突围”。芯片是国家的“工业稻米”，是信息产业的核心，也是装备制造的“心脏”。根据国际基金组织测算，芯片1元的产值，可带动信息产业10元的产值，带来100元的GDP。2018年我国进口半导体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海关总署公布2018年12月全国进口/出口重点商品量值表）。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个供应链来看，关键技术和材料基本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1]。美国实施技术封锁，对芯片和技术进行禁运，在我国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制造链关键环节设置“断点”，阻碍产业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产品制造链的断裂，业务难以继续，中兴作为全球第四、中国第二的通信行业巨头，其产品中最为核心的芯片包括手机芯片、FPGA芯片、射频芯片、模拟芯片全部依赖于高通、Xilinx、Skyworks、博通、英特尔、德仪等美国科技巨头，面对突如其来的芯片禁运其立刻进入“休克”状态。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我国芯片相关产业的命脉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手中，一旦美国对我国该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我国很多企业将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境。因此美国的技术封锁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芯片相关产业的安全。尽管华为目前在一些领域取得优势，但是华为大部分产品在美国基本上都能够找到替代品，对华为的封锁所带来的美国国内市场真空很快会被美国和部分欧洲企业瓜分完毕，华为产品销量受到影响，资金增长受阻，进而影响其升级研发。可以看出，美国此举，实际是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作为国家战略，从而不惜余力地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规定，甚至是单边“狙击”的手段，利用技术封锁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严重破坏产业生态，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二是制约我国产业装备水平提升。数控系统、发动机、关键部件和基础元器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薄弱环节，一般低水平加工能力和普通机械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如机器人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数控机床所用高效刀具等都依赖于进口。据估计，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40%的大型石化设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都依赖进口[2]。但是，反观我国的制造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和高端加工设备的相关产业，其研发能力不强，核心关键技术掌控力度不足，市场占有率不高，竞争力整体较为薄弱。因此，在此大环境下，面临技术封锁，我国产业装备水平的提升受到严重制约，整个产业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三是技术依赖型企业面临风险。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技术引进模仿，以此实现了总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并确立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相对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沉淀成本、规模经济和既得利益的作用，长期引进模仿的技术进步“捷径”，造成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技术创新的意愿和动力不足，影响生产效率提升，无法紧跟科技创新的发展浪潮。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01年的19亿美元攀升到2017年的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跨境交易逆差超过200亿美元，占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贸易总额的10%左右[3]。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核心技术和基础专利薄弱的“软肋”日益明显，对于外国先进技术的依赖日益加剧，大量高技术产业仅仅是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自身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面临技术封锁，缺少了外国专利的支持，我国部分所谓的“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从事生产加工的企业，将面临很大的生存风险。四是不利于科技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封锁一损俱损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技术领先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进行技术封锁，其本国相关产业链很可能也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此外，美国以技术封锁的方式粗暴干涉全球范围内产业发展正常秩序，打乱了正常的国际分工体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发展速度，破坏了产业平稳发展，是对发达国家标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讽刺。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有交叉性技术授权，因此可以使用长臂管辖权，迫使部分采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加入对华为禁运行列。因为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往往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是中国企业产业链的合作伙伴，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扩大加剧了风险影响的范围，不仅打击了以华为为代表的我国高科技企业，也显著影响了日本、韩国和欧洲企业的业务。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危机意识前所未有，应对挑战的决心前所未有，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也前所未有，形成了加快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烈共识。因此，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最重要的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一心一意谋发展，持续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也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产业链资源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
各地区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在高质量发展整体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些地区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促进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等方面采取了新举措，在优化完善创新生态方面形成新优势，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一系列新理念、新政策、新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一是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科改25条”）等系列文件，在促进创新主体发展、激发人才活力、优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培育创新文化等方面推进改革。改革的理念是遵循创新发展规律，路径是用好市场机制，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破除传统体制，是一个务实管用的改革性文件。江苏省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和《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在项目管理、成果转化、科技产业融合、宽容失败氛围等方面率先突破，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东省则实施《关于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的实施意见》及《广东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行动计划》，在激励企业研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创业投资、加速成果转移转化、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创新人才激励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二是优先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全面推进张江国家实验室方案，布局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张江药物研究所、李政道研究所等高水平创新机构，启动建设硬X射线、软X射线、超强超短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建设蛋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施、海底观测网、高效低碳燃气轮机等科技基础设施。在获得中央财政资金316亿支持的同时，上海市财政投入超过40亿元[4]。浙江加快推进之江实验室、超重力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浙江财政预计投入经费100亿元[5]），协同西湖大学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等研究中心，支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新认定一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正在建设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二期、南海海底科学观测网和激光加速器等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努力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深圳的未来网络基础设施、深圳国家基因库、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已经建成，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的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施已经确定落地光明科学城，深圳大科学装置集群轮廓初显。三是集成资源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期间提出的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产业的要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制定一系列“上海方案”，努力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目前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达到1300亿元，累计专利申请量达到5.69万件[6]。生物医药产业累计专利申请量为3.38万件。中芯国际专利申请达到17485件，其中发明专利占93.8%；上海联影医疗专利申请达到2776件，其中发明专利占82%。浙江正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通过设立百亿级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打造100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扶持100个骨干数字企业、实施100个园区数字化改造等举措[7]，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助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北京大力推动中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建设，聚集了一批全国、全球领军的人工智能企业，初步形成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内地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集群。目前，中关村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00家，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1/4。中关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总收入超过4万亿元，占中关村总收入比重的七成以上[8]。江苏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计划打造物联网、集成电路、汽车及零部件、新型显示等13个基础较好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在无锡建立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成效显著，2017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890亿元，同比增长10%；一批重大集成电路项目相继落地，相关产业投资总额达228亿美元，还集聚了一批半导体设备工程、特殊气体等方面的配套企业[9]。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原始创新。上海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作用，实现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功能，重点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平均三年压缩到三个月。改进药品医疗器械的申请审批流程和技术审评方式，加强对集成电路补图设计、软件著作权的保护等，这些举措得到企业普遍好评。北京为了加速推进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在部分高精尖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和快速维权，积极建立国际知识产权数据库，设立重点知识产权运营基金。2018年北京专利申请量高达21万，7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金奖，占获奖总数的23.2%，居全国首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12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10]。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领先科技集群”调查数据，北京排名全球第五。深圳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2018年1至9月深圳专利申请16万余件，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达八成以上，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广东七成，居全国首位[11]。五是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上海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聘用外籍人才担任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二级学院等机构的负责人，支持持有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中芯国际于2017年引入原在台积电、三星从事核心研发的顶尖人才梁孟松，在他的带领下，中芯国际取得了14nm、12nm等工艺突破，良品率追平英特尔水平[12]。深圳则在人才安居保障、给各类人才“松绑”、落实人才自主权、优化人才服务等方面大胆突破，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且还实施人才在深圳工作期间取得突出成就给予额外激励的政策。2017年深圳共引进各类人才26.3万人，同比增长42.5%，其中本科以上学历17.4万人，人才队伍总量达510万，全职院士41人，累计认定高层次人才12480人，2018年新增2547人，其中，国内高层次人才8171人，2018年新增认定1192人，“孔雀计划”引进海外人才4309人，2018年新增认定1355人[13]。浙江聚焦国际顶尖人才、产业支撑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坚持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提高省科学技术奖等人才奖励标准，鼓励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兼职创业，规定引进高层次人才不受岗位总量、绩效工资等限制，赋予高层次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引才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2018年杭州继续蝉联全国人才净流入率第一，宁波则从2017年的20名开外，跃居全国第二。2018年全年浙江共引进各类人才50余万人。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高大上”平台扬帆起航，在短短一年内集聚了一大批海内外高端领军人才。仅杭州未来科技城就新引进400多名高层次人才，累计引进3100余名[14]。六是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城市经济密度。上海市出台了促进资源高效率配置、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高意见”，提出了资源利用效率评价、要素差别化配置机制、“3+5+X”重点区域整体转型升级、腾笼换凤政策创新等政策举措，做到“把好的资源给好的企业”。北京则分类细化修订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重点扶持壮大高精尖产业，“关、停、并、转”传统行业和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有针对性倾斜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实施好坏差别化产业用地供地政策，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用地和楼宇，有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苏为了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实施一系列有效举措，在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出清的同时，培育更多产业新增长点和结构性力量，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服务整体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一是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地方政府在“GDP锦标赛”的激励下，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往往在生产制造环节给予太多的投资优惠政策，诱发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本放在追逐地方政府的低价土地等寻租上，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支持不足，并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政府与市场“错位”。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和活力，而且人为导致了不同主体地位的差别，导致了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以扶持或直补特定企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一些企业形成保护或补贴依赖，直接干预市场、限制竞争的经济发展政策弊端和不适应性越来越凸显。三是要素收入分配扭曲。根据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我国金融业的净利润率排名第一，房地产排第二，而电子设备、信息技术、轻工制造、机械设备、国防等行业的净利润水平则较低。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过度繁荣导致土地、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占有较高比重，大量资金不断流向这些行业，而创新要素的报酬则相对较低，这对创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逆向激励和“挤出效应”。四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虽然我国的发明专利呈现井喷式增长，但是在源头上可用于转化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缺乏。大学和科研院所具有潜在经济效益、可供企业应用和转化的成果极为缺乏，存在“科技成果荒”。科技成果与企业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距，科研成果不适应也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需要。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创新供给不足。五是人力资本贡献率不高。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较为缺乏，高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偏低，人力资本在产业内转移滞后，影响产业升级。尖子人才不足导致核心技术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积累较慢，难以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高端化提供强力的科技创新引擎。
一是在全国推广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举措，引导各地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动能。遵循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完善创新治理体系，优化区域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快部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全产业链科技供给能力。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既重视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也高度重视引领未来发展的源头创新。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加大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投入，集中力量攻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重大装备等严重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超前布局大数据、新能源、精准医疗等领域的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培育重大战略新兴产业，为高质量发展占据“桥头堡”和“制高点”。三是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资源高效配置的基本制度。督促落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府采购、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等普惠性创新政策落地实施，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内生动力。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大力推广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三权”处置制度、激励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建立个人知识产权收益保障机制，全面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四是坚持扩大开放集聚优秀人才，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坚持基地、项目与人才相结合，发挥产业吸附人才的基本作用。积极争取国际科技组织、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落户我国，提供人员出入境、居留手续、知识产权保护和办公条件等方面的支持。五是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和知识产权办公室，在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技术转移服务。改革评价导向，把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作为考核高校、科研院所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技术封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高质量发展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口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对未来发展道路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是更高水平、更具效率、更加稳定和更为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更大规模、更具冲击的国际贸易冲突迫在眉睫，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因此，我国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当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积极先行先试，不断探索新路子、提出新举措、展现新气象、取得新进展，其中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在全国复制和推广。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要素收入分配“倒挂”、创新主体动能不足、政府与市场错位等问题较为突出，亟待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制度体系、资源动员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引发了国内各方面对可能出现贸易冲突甚至是技术封锁的关注，出现了对技术封锁可能带来巨大风险的隐忧，主要包括：一是严重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美国对华为的封锁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对战略性产业中的通用技术或核心技术的全面封锁，仅依靠企业的“单兵突击”，难以实现全产业链“突围”。芯片是国家的“工业稻米”，是信息产业的核心，也是装备制造的“心脏”。根据国际基金组织测算，芯片1元的产值，可带动信息产业10元的产值，带来100元的GDP。2018年我国进口半导体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海关总署公布2018年12月全国进口/出口重点商品量值表）。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个供应链来看，关键技术和材料基本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1]。美国实施技术封锁，对芯片和技术进行禁运，在我国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制造链关键环节设置“断点”，阻碍产业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产品制造链的断裂，业务难以继续，中兴作为全球第四、中国第二的通信行业巨头，其产品中最为核心的芯片包括手机芯片、FPGA芯片、射频芯片、模拟芯片全部依赖于高通、Xilinx、Skyworks、博通、英特尔、德仪等美国科技巨头，面对突如其来的芯片禁运其立刻进入“休克”状态。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我国芯片相关产业的命脉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手中，一旦美国对我国该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和产品禁运，我国很多企业将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境。因此美国的技术封锁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芯片相关产业的安全。尽管华为目前在一些领域取得优势，但是华为大部分产品在美国基本上都能够找到替代品，对华为的封锁所带来的美国国内市场真空很快会被美国和部分欧洲企业瓜分完毕，华为产品销量受到影响，资金增长受阻，进而影响其升级研发。可以看出，美国此举，实际是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作为国家战略，从而不惜余力地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规定，甚至是单边“狙击”的手段，利用技术封锁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严重破坏产业生态，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二是制约我国产业装备水平提升。数控系统、发动机、关键部件和基础元器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薄弱环节，一般低水平加工能力和普通机械产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如机器人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数控机床所用高效刀具等都依赖于进口。据估计，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40%的大型石化设备、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都依赖进口[2]。但是，反观我国的制造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和高端加工设备的相关产业，其研发能力不强，核心关键技术掌控力度不足，市场占有率不高，竞争力整体较为薄弱。因此，在此大环境下，面临技术封锁，我国产业装备水平的提升受到严重制约，整个产业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三是技术依赖型企业面临风险。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技术引进模仿，以此实现了总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并确立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相对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沉淀成本、规模经济和既得利益的作用，长期引进模仿的技术进步“捷径”，造成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技术创新的意愿和动力不足，影响生产效率提升，无法紧跟科技创新的发展浪潮。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01年的19亿美元攀升到2017年的286亿美元，知识产权跨境交易逆差超过200亿美元，占全球知识产权跨境贸易总额的10%左右[3]。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核心技术和基础专利薄弱的“软肋”日益明显，对于外国先进技术的依赖日益加剧，大量高技术产业仅仅是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对原材料进行加工，自身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面临技术封锁，缺少了外国专利的支持，我国部分所谓的“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从事生产加工的企业，将面临很大的生存风险。四是不利于科技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技术封锁一损俱损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技术领先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进行技术封锁，其本国相关产业链很可能也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此外，美国以技术封锁的方式粗暴干涉全球范围内产业发展正常秩序，打乱了正常的国际分工体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发展速度，破坏了产业平稳发展，是对发达国家标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讽刺。美国与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有交叉性技术授权，因此可以使用长臂管辖权，迫使部分采用美国技术的公司也加入对华为禁运行列。因为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国家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往往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是中国企业产业链的合作伙伴，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扩大加剧了风险影响的范围，不仅打击了以华为为代表的我国高科技企业，也显著影响了日本、韩国和欧洲企业的业务。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科技界和产业界的危机意识前所未有，应对挑战的决心前所未有，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也前所未有，形成了加快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烈共识。因此，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最重要的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一心一意谋发展，持续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也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产业链资源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
各地区在依靠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区在高质量发展整体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些地区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促进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等方面采取了新举措，在优化完善创新生态方面形成新优势，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一系列新理念、新政策、新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一是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上海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科改25条”）等系列文件，在促进创新主体发展、激发人才活力、优化科研管理、融入全球创新、培育创新文化等方面推进改革。改革的理念是遵循创新发展规律，路径是用好市场机制，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破除传统体制，是一个务实管用的改革性文件。江苏省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和《关于加快推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在项目管理、成果转化、科技产业融合、宽容失败氛围等方面率先突破，充分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广东省则实施《关于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的实施意见》及《广东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行动计划》，在激励企业研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创业投资、加速成果转移转化、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创新人才激励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二是优先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全面推进张江国家实验室方案，布局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张江药物研究所、李政道研究所等高水平创新机构，启动建设硬X射线、软X射线、超强超短激光等大科学装置，建设蛋白质设施、转化医学设施、海底观测网、高效低碳燃气轮机等科技基础设施。在获得中央财政资金316亿支持的同时，上海市财政投入超过40亿元[4]。浙江加快推进之江实验室、超重力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浙江财政预计投入经费100亿元[5]），协同西湖大学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生命科学等研究中心，支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新认定一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正在建设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二期、南海海底科学观测网和激光加速器等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努力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深圳的未来网络基础设施、深圳国家基因库、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已经建成，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的脑模拟与脑解析设施、合成生物研究设施已经确定落地光明科学城，深圳大科学装置集群轮廓初显。三是集成资源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期间提出的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产业的要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正在研究制定一系列“上海方案”，努力打造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目前集成电路产业销售规模达到1300亿元，累计专利申请量达到5.69万件[6]。生物医药产业累计专利申请量为3.38万件。中芯国际专利申请达到17485件，其中发明专利占93.8%；上海联影医疗专利申请达到2776件，其中发明专利占82%。浙江正全面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通过设立百亿级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打造100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扶持100个骨干数字企业、实施100个园区数字化改造等举措[7]，建设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助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北京大力推动中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建设，聚集了一批全国、全球领军的人工智能企业，初步形成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行业整体解决方案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内地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集群。目前，中关村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00家，占全国人工智能企业总量的1/4。中关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总收入超过4万亿元，占中关村总收入比重的七成以上[8]。江苏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计划打造物联网、集成电路、汽车及零部件、新型显示等13个基础较好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在无锡建立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成效显著，2017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890亿元，同比增长10%；一批重大集成电路项目相继落地，相关产业投资总额达228亿美元，还集聚了一批半导体设备工程、特殊气体等方面的配套企业[9]。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原始创新。上海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作用，实现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功能，重点领域的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平均三年压缩到三个月。改进药品医疗器械的申请审批流程和技术审评方式，加强对集成电路补图设计、软件著作权的保护等，这些举措得到企业普遍好评。北京为了加速推进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在部分高精尖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和快速维权，积极建立国际知识产权数据库，设立重点知识产权运营基金。2018年北京专利申请量高达21万，7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金奖，占获奖总数的23.2%，居全国首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12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10倍[10]。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领先科技集群”调查数据，北京排名全球第五。深圳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2018年1至9月深圳专利申请16万余件，有效发明专利5年以上维持率达八成以上，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广东七成，居全国首位[11]。五是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上海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聘用外籍人才担任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二级学院等机构的负责人，支持持有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中芯国际于2017年引入原在台积电、三星从事核心研发的顶尖人才梁孟松，在他的带领下，中芯国际取得了14nm、12nm等工艺突破，良品率追平英特尔水平[12]。深圳则在人才安居保障、给各类人才“松绑”、落实人才自主权、优化人才服务等方面大胆突破，打破束缚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且还实施人才在深圳工作期间取得突出成就给予额外激励的政策。2017年深圳共引进各类人才26.3万人，同比增长42.5%，其中本科以上学历17.4万人，人才队伍总量达510万，全职院士41人，累计认定高层次人才12480人，2018年新增2547人，其中，国内高层次人才8171人，2018年新增认定1192人，“孔雀计划”引进海外人才4309人，2018年新增认定1355人[13]。浙江聚焦国际顶尖人才、产业支撑人才、优秀青年人才，坚持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提高省科学技术奖等人才奖励标准，鼓励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兼职创业，规定引进高层次人才不受岗位总量、绩效工资等限制，赋予高层次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引才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2018年杭州继续蝉联全国人才净流入率第一，宁波则从2017年的20名开外，跃居全国第二。2018年全年浙江共引进各类人才50余万人。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高大上”平台扬帆起航，在短短一年内集聚了一大批海内外高端领军人才。仅杭州未来科技城就新引进400多名高层次人才，累计引进3100余名[14]。六是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城市经济密度。上海市出台了促进资源高效率配置、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高意见”，提出了资源利用效率评价、要素差别化配置机制、“3+5+X”重点区域整体转型升级、腾笼换凤政策创新等政策举措，做到“把好的资源给好的企业”。北京则分类细化修订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重点扶持壮大高精尖产业，“关、停、并、转”传统行业和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有针对性倾斜各类产业发展基金，实施好坏差别化产业用地供地政策，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用地和楼宇，有效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苏为了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实施一系列有效举措，在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出清的同时，培育更多产业新增长点和结构性力量，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服务整体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一是发展理念相对滞后。地方政府在“GDP锦标赛”的激励下，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往往在生产制造环节给予太多的投资优惠政策，诱发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本放在追逐地方政府的低价土地等寻租上，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支持不足，并导致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政府与市场“错位”。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始终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和活力，而且人为导致了不同主体地位的差别，导致了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出现。以扶持或直补特定企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一些企业形成保护或补贴依赖，直接干预市场、限制竞争的经济发展政策弊端和不适应性越来越凸显。三是要素收入分配扭曲。根据2017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我国金融业的净利润率排名第一，房地产排第二，而电子设备、信息技术、轻工制造、机械设备、国防等行业的净利润水平则较低。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过度繁荣导致土地、资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占有较高比重，大量资金不断流向这些行业，而创新要素的报酬则相对较低，这对创新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逆向激励和“挤出效应”。四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虽然我国的发明专利呈现井喷式增长，但是在源头上可用于转化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缺乏。大学和科研院所具有潜在经济效益、可供企业应用和转化的成果极为缺乏，存在“科技成果荒”。科技成果与企业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距，科研成果不适应也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需要。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链上下游集成创新供给不足。五是人力资本贡献率不高。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较为缺乏，高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偏低，人力资本在产业内转移滞后，影响产业升级。尖子人才不足导致核心技术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积累较慢，难以为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高端化提供强力的科技创新引擎。
一是在全国推广高质量发展的成功经验举措，引导各地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创新动能。遵循创新发展规律、科技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完善创新治理体系，优化区域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加快部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全产业链科技供给能力。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既重视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也高度重视引领未来发展的源头创新。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加大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投入，集中力量攻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重大装备等严重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卡脖子”关键共性技术，超前布局大数据、新能源、精准医疗等领域的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培育重大战略新兴产业，为高质量发展占据“桥头堡”和“制高点”。三是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资源高效配置的基本制度。督促落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府采购、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等普惠性创新政策落地实施，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提升产品质量的内生动力。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大力推广激励科技成果转化的“三权”处置制度、激励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科技评价制度，改革优化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建立个人知识产权收益保障机制，全面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才投身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四是坚持扩大开放集聚优秀人才，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坚持基地、项目与人才相结合，发挥产业吸附人才的基本作用。积极争取国际科技组织、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落户我国，提供人员出入境、居留手续、知识产权保护和办公条件等方面的支持。五是加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和知识产权办公室，在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技术转移服务。改革评价导向，把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作为考核高校、科研院所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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