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次数:329 发布时间:2020-04-28 08:09:04
对创新模式演进发展的相关研究表明,创新范式从1.0版本的线性范式到2.0版本的创新体系范式,现已演进至3.0版本的创新生态系统范式。与创新系统相比,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开放式协同的突出特征。
上海科学院李万发表文章《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环节与系统效能》指出,技术、组织和机制是影响科技创新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提出要增强使能技术、进化型组织、政策企业家在中国科技创新治理过程的探索实践。
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多样性共生的前提在于技术手段的应用,自组织演化要求组织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开放式协同则要求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因此技术、组织和机制(TOM)是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
1、技术手段的应用和普及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技术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水平的应用和普及的水平,影响着治理方式和效能。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让社会成员拥有更多的自我控制权,才能使得治理既成为必须,又成为可能。
2、组织模式的创新和演进
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依靠个体结成的组织。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已经探索形成了多种组织模式。从“红色组织”“琥珀色组织”“橙色组织”到“绿色组织”,一直到当前“进化-青色模式”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特征,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
3、关键机制的形成和优化
个体和组织要发挥作用,就需要形成相应的运行机制。关键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随着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集中化决策越来越多地被分散化决策所取代。不过两者并不相悖,在分散化决策的基础上,集中化决策的效率效能更高。
TOM当前的发展,技术因素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使能技术;组织因素是以进化型组织、指数型组织为代表的组织模式;机制因素则是以政策企业家为代表,促进着政策的持续创新和高效落实。
使能技术:治理能力涌现的技术基石
参与治理的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治理能力。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知识的分散性对创新主体产生了严峻挑战,使能技术使得参与治理的创新主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拥有足够的分析研判和行动能力。这既包括硬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也包括技术集成的工具,如微信、微博等,还包括软技术,如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科技创新规划等。
进化型组织:达成善治的标志性物种
进化型组织,能够根据外部环境,智慧地进行环境预测并实施自组织、自适应型的调适,以期实现长远发展。有3个突出的特点:自主管理、全面发展、向未来进化。其获取资源和能量的方式凸显出共享、社会的特点,从而既能够在获得稳定支持的前提下,又不受到过多的干预。开源社区、知识共享、众包研发、众筹资助等是其主要运作机制。
政策企业家:机制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推手
科技创新离不开机制和政策创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政策创新可能是一种常态。这期间,政策企业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策创新过程中,政策企业家能够捕捉政策新靶点、提出政策新议题并推动实施, 在政策思想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对政府政策的研究制定发挥着补充助益作用。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治理效能的提升,有赖于使能技术赋能于治理参与者,新型研发和创新组织的孕育发展,围绕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持续发掘政策靶点。
技术类因素:科技创新效果数据信息易得性需提高
尽管中国电子政务和政府数据公开力度不断加大,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能够让创新主体更及时、更准确获取信息资源还需进一步努力。而且新型智库以及提供给社会的信息资源还很有限。科技创新领域自身数据不足也是一个问题。当前为了改善这些不足,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可以更加便捷地实现信息的公开获取。提出“新基建”的概念,将新基建的理念引入科技创新治理中,利用新技术为治理参与者提供更充分、及时、有效的信息。
组织类因素:科研机构尚未获得完整的法人格
由于中国高校院所大多数为国立或公立性质,缺乏完善的治理体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同时,科研成果的产权边界和产权关系,亟待在总结实践探索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近年来,为了促进高校院所进一步释放创新活力,实施了下放自主权的举措。要求科研机构具备完整的法人格、法人治理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在任务方向选择、技术路线调整、资金筹措使用、人员团队配备等合规地拥有完整自主权。
机制类因素:创新政策博弈过程质量仍需提高
要把握新科技革命于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就更加需要促进开放式协同。开放式协同的一个基本表现在于政策博弈。但目前如政策展望、政策预见及政策实施路线图等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应用。政策审计及政策的预评估、过程评估和后评估尚不成体系。科技创新智库作用发挥仍需增强。科技创新领域政策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活跃程度等差强人意。
要促进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就必须不断提高促进系统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治理效能,而关键因素则集中在技术手段技术基底、创新物种新型组织及关键机制政策推手等方面。
加强科技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技术预见研究和运用体系;
为新型研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为科研机构确立清晰定位,给予独立完整法人格,落实自主权;
营造让政策企业家不断涌现的良好环境,培养和发展社会化新型智库,为政策创新全过程提供有益的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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