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新基建”被炒得沸沸扬扬，5G、特高压等概念股迎来大涨。但冷静下来思考，“新基建”会不会变成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短期刺激和资本狂欢？如何避免“新基建”重演“老基建”低效、重复建设的逻辑。本文通过辨析“公共用品”与“私人用品”的关系，建议明确“国家内部确权”，以确保“新基建”成为“国之重器”。

大疫之下，数十万亿基建项目如期而至，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市。其中，新基建尤为亮眼，甚至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了一番风浪。

何为新基建？

新基建，有别于工业基础“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属于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

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除此之外，还有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物联网、智能驾驶、工业机器人、氢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这次疫情挑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我们需要强化公共卫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卫生制度改革、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生物医药的基础研究、如疫苗技术、病原检测技术、医疗物资供应链、医疗智能化设备、隔离病房服务机器人。

这些新基建，可谓“国之重器”。

但是，即便是“皆大欢喜”之事，有些关键性问题还是得搞清楚，否则可能事倍功半、适得其反。

它是一场资本的狂欢、薅羊毛的大戏，还是激励信心、复产复苏的措施？是传统低效基建、强刺激的老路，还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本文逻辑：

一、公共用品：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二、公地悲剧：低效基建为何疯狂？

三、国家确权：如何避免公地悲剧？

01

公共用品：政府该投资产业吗？

讨论新基建时，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基建，是公共用品，还是产业投资？

基建（不论新旧），应该是公共用品，而不是产业投资。

以5G为例，5G的产业网络覆盖网络规划、器件材料、设备网络、终端运营以及市场应用。

政府需要投资的5G“基建”，主要指网络规划、基站、光纤光缆以及芯片等基础科研。这些属于公共用品的范畴。终端运营、5G手机、绝大多数器件材料和设备，属于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为什么要如此区分？

打个比方，举办一场百米赛跑，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修好跑道、场馆，组织好安防和裁判团队，这些属于公共用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自己亲自参加比赛，与运动员争夺金牌。

政府作为组织者参赛，这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赢了个体运动员拿了冠军，这就是挤出效应。

自2016年开始，供给侧改革对私人企业产出产生挤压，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快速飙升并超过私人企业。

如今，政府确实开始着手5G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基站投入。但有些基础设施颇为薄弱，比如基础科研和基础教育。

要知道，华为5G的基础研究来自哪里？来自一位土耳其的科学家，名叫埃尔达尔·阿里坎。

阿里坎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在土耳其毕尔肯大学电气工程系担任教授。2008年，他提出了极化码理论。极化码是5G数据传输的一种新型编码方法，被认为是逼近香浓信道容量的编码方案，有别于美国主导的LDPC码（low-density parity check）。

2009年，华为开始研究5G解决方案。次年，华为首席科学家童文博士关注到了埃尔达尔·阿里坎发表的关于极化码的学术论文。

但是，极化码理论到5G技术应用还有相当的距离。华为将近用了十年的时间斥资研究极化码的应用化技术。华为聘请了不少外籍科学家，其中俄罗斯数学家帮助他们完成了算法上的突破。

正因如此，任正非多次呼吁国家加大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投入。这是5G产业的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

有短板，也有过度投入。比如，政府给5G产业相关的私人企业提供产业补贴，这其实不属于公共用品投入的范围。

去年，华为251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其中有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当事人李洪元（华为前员工）公开说，所在部门获得财政补贴。

2009到2019年，华为在5G领域的研发投入超过了40亿美金。政府补贴基础研究型企业未尝不可，但应仅限于基础科研，且需要公示。

还有一个例子，一地方政府提供5G产业补贴，一家纸箱厂来申请补贴。评审专家问对方，纸箱厂不属于5G产业，怎么来申请补贴呢？对方说，我们是官方指定的5G纸箱厂供应商。

所以，如果不严格界定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不规范公共用品投入，而盲目地一哄而上，容易陷入与个体争利的代理人困境，亦或导致争相薅羊毛的公地悲剧。

如何界定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

“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埃里克·R·林达尔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的赋税》（1919年）中提出来的。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萨缪尔森在文中给公共用品赋予了严格的定义。

“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这种边际成本为零的物品被萨缪尔森称为“集体消费产品”，即公共用品。

他举了一些例子，如社区的和平与安全、国防、法律、空气污染控制、防火、路灯、天气预报和大众电视，等等。

但是，这种严格定义的纯公共用品其实是很少的。比如，公路属于公共用品，但也会出现堵车的时候，这就出现了排他性，不符合萨缪尔森所说“不会减少任何个人对它的消费”。

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用品，多数是指准公共用品（詹姆斯·布坎南的非纯公共用品、约拉姆·巴泽尔的混合物品），比如公路、机场、公园、自来水、教育、网络服务、公共卫生等。

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区别在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上。简单理解就是，私人用品属个人产权，别人不能占有，谁付款，谁受益；公共用品是公共产权，人人可蹭WiFi、薅羊毛。

为什么政府应该负责公共用品投资，而不是产业投资、私人用品？

正是因为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是无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当然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需要投资的是公共用品，如司法、教育、公共卫生，不仅仅是新基建。

灯塔，是经济学中一个经典的公共用品案例。

1848年，英国经济学约翰·穆勒（密尔）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灯塔问题：

“虽然海洋中的船只可以从灯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们收取费用，就办不到。除非政府用强迫抽税的办法，否则灯塔就会无利可图，以致无人建造。”

船只使用灯塔类似于“凿壁偷光”，存在收费难题，导致交易费用奇高，自由市场无法形成，需要政府来建造灯塔。这样公共用品就诞生了。

古典主义先驱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已注意到交易费用中的协商成本的问题：

排除一片（公共）草地中的积水，两个彼此了解的邻居好协商这事，但若1000个人共同协商那就难办了，“各人都在寻找借口，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

休谟的办法是交给政府，“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

在公共用品上，政府比市场有效率，但在私人用品上却恰恰相反。由于信息分散，政府不能替代市场来支配所有的资源，满足所有人的多样化需求。

所以，在投资新基建之前，明确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界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做到“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各取所需，发挥所长。

以新能源为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是新基建，这是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用品。

中国在2015年出台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中，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00.2万台，仅完成目标的20.8%。

与充电桩投入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巨额补贴。以比亚迪为例，2018年比亚迪累积获得新能源补贴高达108.62亿元。

这一年，比亚迪利润是多少？

2018年比亚迪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90亿元。若将108.62亿元补贴去掉，比亚迪的利润是多少？

再看，这一年，比亚迪的税收是多少？

2018上半年，比亚迪支付各项税费额为23.51亿元，不过政府返还了12.21亿，再扣除其他相关项目后，当期实际贡献的税费仅10.46亿。

这意味着，比亚迪从纳税人身上拿走了108亿补贴，却只给国家上缴20多亿税收（推算）。

市场是一个私人契约的集合，政府投资产业和产业补贴，使一方面受惠的同时，定然导致另外一方受损。

有人说，政府应该补贴车企，因为电动车如果销量太低，充电桩又投入太多，会导致公共资源浪费。

其实，政府只需要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准入门槛，引进特斯拉，让私人企业可以造车，发挥鲶鱼效应，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技术和销量。

政府与市场最好的结合点就是社会契约，即市场纳税，政府用税收提供公共用品。公共用品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繁荣，进而缴纳更多税收，提供更完善的公共用品。

我们知道，日本被认为是实施产业政策最成功的国家，但如今他们对政府投资产业却极为谨慎。

日本在2017年发布了“氢能源基本战略”，但日本对新能源的探索是大型企业先行的。在经过丰田等企业的技术探索和商业论证后，政府才确定这一战略。

日本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日本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重点推进可大量生产、运输氢的全球性供应链建设”，将氢加气站从目前的100所扩建至900所。要知道，加氢站基础设施投入要比普通充电站多得多。

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组织一批经济学家反思日本产业政策成败得失，并出版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对中国产业政策影响巨大，详见《百年能源革命史 | 新能源汽车何去何从？》）

小宫隆太郎主张，政府应该聚焦于市场容易失灵的“关于产业的一般基础设施，包括工业用地、产业用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和供电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小宫隆太郎）

所以，明确该干什么，比能干什么，更重要。

02

公地悲剧：低效基建为何疯狂？

明确第一个问题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应该投资哪些公共用品，新基建，还是老基建？

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显示，13个省市的基建投资项目金额达34万亿。其中，老基建和新基建分别有多少？

我引用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在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是大头，约7.1万亿元，占比接近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