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学会是一个世界级的非营利公共政策研究组织。本文从智库的资金运营、发展战略和成果传播的维度，概述和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运营模式，以及近年布鲁金斯所关注的科技创新政策话题的走向，以期为我国相关科技智库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智库；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政策；美国科技政策

引言

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其使命为“进行深入的研究，为解决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1]”，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顶尖智库排名《全球智库指数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的综合性研究排名中连续三年位居首位，其中在科技创新政策研究分类排名中连续三年保持世界前50[2]，被业界称为“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实力雄厚，早在1966年，时任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曾积极地评价布鲁金斯为“极为重要的一个国家级机构，如果它不存在的话，我和国会一定会尽力去成立一个这样的机构[1]”。美国宾州参议院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评价布鲁金斯：“布鲁金斯的学者参与并贡献了学术诚信、深思熟虑的分析和诚实的辩论[3]”。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一家全球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其实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1、成立背景

布鲁金斯学会由三家学术机构在1916年合并而来，它们分别为：1916年成立的政府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1922年成立的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和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政府研究学院（The Robert S.Brookings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当时很多学生在接受布鲁金斯学院的教育之后，便离开了政府与公共政策研究转而投身于教育工作，因此之后布鲁金斯学院便取消了教育功能，与其他两个智库合并，形成了布鲁金斯学会，并只招收已完成高等教育的毕业生[1]。

现今，布鲁金斯学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政府和学术界的顶尖专家，他们综合社会各方不同的观点，就各种公共政策问题提供最高质量的研究、政策建议和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现设有15个研究中心，共围绕5个领域展开研究，包括经济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对外政策、治理研究和城市政策研究。 

2、资金运转与“精神收入”

布鲁金斯学会秉持着财务透明的原则，在每年的年报内都会公开历年的资金来源和走向。截至2018年底，布鲁金斯学会总净资产（Net Assets）达到47.5万美元，为历史最高。其来源包括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公司、政府拨款（83%），捐赠（11%），出版物营利（2%）以及其他混合来源（4%）。布鲁金斯接手的政府项目，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密性的研究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布鲁金斯希望能够有自主权来决定参与人员与研究内容，并不受政府限制地发表与出版其研究成果。从2018年的资金投向分布看，对外政策的研究资金投入占比最大（22%），其次是经济研究（21%），紧接着便是全球经济和发展研究（16%）、制度措施研究（13%）、治理研究（11%）、城市政策项目研究（11%）、交流和传播（3%）与产品出版（3%)[4]。
美国学者Eric D.Feller在其1986年对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中提到，历史上布鲁金斯学会曾遭遇严重的财政困难，1977年前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Bruce Mac Laury接受委任成为学会主席，对学会的盈利方式做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改革，进而让学会的资金运转重回正轨。Mac Laury1977年在布鲁金斯学会创立了对外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这个对外关系的办公室在吸引大量企业捐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1978年，只有38个企业财团向布鲁金斯学会捐献了9.5万美金，而在1984年布鲁金斯学会就吸引了来自200家企业财团接近160万美金的捐赠。
除了吸引外界的资金投入，对外事务办公室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吸引决策者和公众关注布鲁金斯学者的研究成果。Mac Laury强调“精神收入”（psychic income）的概念，他认为布鲁金斯不仅仅要与别的智库争资金资源，还要竞争公共影响力——这个概念催生了布鲁金斯的季度编辑出版期刊《布鲁金斯评论》（The Brookings Review）。

1986年的数据显示，《布鲁金斯评论》分发给了接近3.7万个决策者、意见领袖与机构。同时，布鲁金斯学会还定期举办其他推广宣传活动（如成果发布会），定期为布鲁金斯的学者们安排电视与广播采访，并向媒体报纸投稿。另外，据Eric D.Feller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编成了一部《布鲁金斯学者索引》（A Directory of Scholars），不仅将该索引发给了超过2000名新闻工作者，还鼓励他们主动联系学会内的相关学者，以获取相关热点新闻的评论文章。布鲁金斯学会也定期为新闻工作者们举办每周午餐会与简报会议，来获取“精神收入”[1]。

 3、发展战略与成果传播

“布鲁金斯2.0”战略计划于2016年提出，目标是使布鲁金斯学会更好地为应对21世纪全球治理的挑战做好一系列决策咨询的准备。“布鲁金斯2.0”主要有5个核心要点：专注机构使命，加强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治理研究；增强智库成果的传播影响力；推进跨领域合作与研究；发展更包容、多元的文化研究环境；为未来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努力。关于加强国内和国际治理的研究，布鲁金斯认为，世界所面临的主要治理挑战包括包容性增长与相关机遇、国际系统秩序的混乱、数字变革、能源与气候变化、城市化。以寻求针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为目标，布鲁金斯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及项目：
● 种族繁荣与包容倡议：推进美国贫困人口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经济平等；● 参与并成为“全球治理的未来”（Global Gover-nance Futures）项目的合作伙伴。此项目汇集全世界青年专业人士来探讨未来10年如何应对全球的各种挑战；● 布鲁金斯的跨部门研究项目“能源与气候倡议”，汇集了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市场与能源系统的研究领域的专家，一同探讨研究与制定一套实用、持久的能源与气候政策；● 设立“百年学者倡议”（Centennial Scholars Initia-tive）：目前百年学者倡议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存档项目（Archived Centers）。在项目实施期间，这些学者领导了跨专业、跨学科的国际项目，重点关注对全球城市化问题的影响。布鲁金斯认为，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多面的，通过跨部门、跨领域和跨国家的学者合作研究，布鲁金斯能够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提供更加全面、多视角的解决方案[4]。
在智库成果传播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布鲁金斯编辑出版的季度期刊《布鲁金斯评论》会有目标性地针对决策层受众传播之外，为顺应当下媒体传播和大众接收信息新模式的趋势，布鲁金斯还设立了自己的一系列风格迥异的播客产品：

● “布鲁金斯咖啡室”（The BrookingsCafete-ria）,是由布鲁金斯的新数字产品执行编辑Fred Dews主持的一个关于创意和拥有创新精神专家的播客。2015年，它被美国播客协会（Academy of Podcasters）评为最佳新闻政治播客； ● “交叉点”（Intersections），由布鲁金斯的活动主管Adrianna Pita主持，每期播客都会请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政策方面的问题；● “5与45”(5 on 45）是布鲁金斯专家对第45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和同期的国会进行实时评论和分析的播客；● 在“潮流”（The Current）播客里，布鲁金斯的专家针对突发新闻和政策变化进行及时和快速的分析。在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不仅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能了解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理解它[5]。同时，布鲁金斯学会也进行了网站的全面升级，内容布局更加清晰，可读性更强，加强了重要话题的展示，推动智库成果的传播。 

4、科技政策研究与管理

布鲁金斯学会设有董事会（The Board of Trustees），对机构负有受托责任。同时，布鲁金斯学会由一个管理团队（指导委员会）领导，成员包括学会主席、学会执行副主席、常务董事、研究项目和非研究项目副主席和总法律顾问。这个委员会致力于确保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效运作，并保证布鲁金斯学会的价值观“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得以充分实现[4]。
2018年，美国海军原将军John R.Allen成为布鲁金斯学会新一届的主席。在同年年报“新时代的新领导”板块中，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强调布鲁金斯的优势在于跨学科研究以及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将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成果的3个关键词定义为“高品质、独立性以及影响力”（Quality,Independence,Impact）。Allen主席除了承诺在他的任期内要重点在员工体验管理与员工职业发展问题上投入资金和精力，还着重将研究资金导向3个方面的政策研究：全球中产阶级的未来、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作用。
作为三个重点政策研究领域之一，人工智能与新兴技术等相关科技政策研究受到了布鲁金斯学会高层的高度重视。随着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越来越普遍，关于它们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紧迫。目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们正在探索的主题有：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将如何影响就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研究算法偏差及其消除方法；新兴技术如何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包容性起到相应作用；人工智能对能源行业的影响；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在发展智能城市和改善政府服务方面的作用；新兴技术如何影响大国关系和军事战略，以及如何利用它们来侦测政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4]。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与人工智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CTI）成立于2010年，由主任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West）领导。该中心致力于提供影响美国和全球技术创新领域的公共辩论和决策的研究，目标是帮助更好地理解创新成果将如何影响21世纪及以后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识别和分析促进创新发展的关键，并负责向利益相关者制定和宣传最佳实践方案、向政策制定者介绍改善创新现状所需采取的行动，并加强公众及传媒对科技创新的认识。
2018年，人工智能研究是布鲁金斯CTI的研究重点。CTI学者也参与了关于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政策的影响的系列报告《AI未来的蓝图》（目录如下表）[6]。
CTI学者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系列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同时也设立了自己的科技讯息博客Tech Tank，该博客强调新数据和新想法，并就科技趋势提供评论和相关探讨。2018年，布鲁金斯的学者和工作人员在Tech Tank博客上报道了一些最重大的前沿科技治理研究的进展，重点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治理，同时就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开展民意调查，并对其未来的影响和应用进行展望。

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

在谈到有关人工智能和未来的地缘政治问题时，治理研究客座研究员John Villasenor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能够成功培育和利用人工智能创新文化的国家，将在经济增长和改善国家安全方面处于有利地位。相比之下，那些过分依赖传统基础设施和经济模式的国家，在维持全球竞争力方面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有关中国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飞速发展，Villasenor在文章中强调，人工智能不是零和游戏。随着我们迈向21世纪中叶，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人工智能实力将日益交织在一起。全球领导人在努力实现地缘政治抱负时，必须考虑到这种相关性。目前很多关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投资往往伴随着这样的暗示：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但这种逻辑假定了不存在的因果关系：中国将重金押在人工智能上，是因为中国政界和商界领袖将其视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这并不阻止美国对人工智能进行投资。在美国，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挑战实际上是在政策层面，而不是技术或人力资本。维持人工智能领先地位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比民选官员的任期要长得多。这将减弱最初实施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政策战略的动机，而这些政策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奏效。同时，过度监管是美国人工智能创新的另一个威胁，因为它可能会阻碍新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生，以及延长将其交付市场的时间[7]。
基于对中美在人工智能上的研究和发展动向的观察与研究，布鲁金斯CTI创始人兼主任Darrell West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分支研究主任、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Shamika Ravi在Tech Tank上也发表相关文章探讨未来AI在印度的发展前景，认为印度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从社会各界鼓励更多的人工智能投资，从政府机构获得更多的支持，使私营企业有可能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改革教育项目以及研发出更好的面对大众的人工智能培训，并鼓励更多的风险投资落脚在印度。采取这些行动将有助于印度扩大国内生产总值，并在未来实现更大的繁荣[8]。

  人工智能民意调查

2018年7月8日至10日，Tech Tank对2066名成年互联网用户发起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的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使用性别、年龄和地区对受访者的回答进行加权，以匹配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人口调查所估计的全球互联网人口统计数据。该项目由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副主席、技术创新中心主任Darrell West负责监督。通过谷歌调查，Tech Tank收集了美国数千名成年互联网用户对人脸识别、电子商务和无人驾驶汽车等话题的看法。总体来说，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27%的用户表示有些担心，34%的用户表示不是非常担心，27%的用户不知道或者不表态。

  人工智能影响力调查

2018年，Tech Tank调查了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对主要产业、国家政治以及忙于面对新的经济现实而接受培训的员工意味着什么。其中，治理中心研究员Makada HenryNickie认为面对新兴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教育系统应该作出一系列改革来适应这种改变。在提升学生的创造性和高水平分析能力方面，人类可以向机器学习。体验式学习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成功的基础。算法的性能不断提高，从数据和上下文的适应，计算机试图识别适当的上下文响应情况或问题，成功或失败。计算机科学专家称这个过程为“强化学习”。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需要类似的高频率强化学习，才能成为充满活力、善于解决问题、善于合作的申请者，以满足大学和雇主的期望。这一切都需要教育的改革[9]。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是21世纪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决策模式。大多数智库和学术机构的运作都假定治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但如今，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几乎与政治管理体系一样大。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和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出现，治理的本质正发生改变，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与科技行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鉴于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重要影响，布鲁金斯学会强调华盛顿和硅谷迫切地需要增进互相理解：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必须了解新技术和相关科技公司是如何运作的，这些技术潜在的后果是什么，以及如何将有害的后果最小化、有利的后果最大化。

布鲁金斯研究所主席约翰·艾伦本人就是“人工智能与新兴科技”研究课题组成员。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计划以及技术创新中心和整个机构的学者致力于帮助美国领导人理解和应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数字化”(digitalization of everything）。在该倡议的首份文件《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世界》（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oChange the World）中，副主席兼主任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West）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以确保社会从这些创新中受益，同时将有害后果最小化。韦斯特在他的新书《工作的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The Future ofWork:Robots,AI and Automation）中特别关注机器人和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讨论了这种转变对工人失业的影响，以及需要更多的技能培训，以及提供社会福利的新模式。韦斯特认为，社会需要重新考虑就业的概念，改革社会契约，促进终身学习。

 5、结语

综上所述，布鲁金斯学会研究领域广泛，人才储备雄厚，视野纵观全球，同时秉持着透明、诚信和客观的科研理念，响应当下科技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和关注未来社会潜在的重大问题走向（如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和治理问题），其新一任主席更是将科技创新研究和新兴科技政策研究作为未来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重点。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将“精神收入”摆在了和经济收入同等重要的位置，注重传播影响力，积极与社会各界、媒体的传播机构建立联系，顺应当下媒体发展形势，除了纸媒产品，还开发了一系列博客、播客等，促进其研究成果的传播，为其研究成果赢得关注度和热度，进一步增强其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