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雄踞全球首位，不仅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而且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但是工业规模巨大和工业门类齐全，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工业强国。

中美经贸摩擦提示我们，在全球价值链（GVC）上建设制造强国，必须高度防范那些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位和特殊材料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在关键时刻出于各种动机对我国产业安全所带来的风险。

具有这类性质和能力的中间品供应商，一般我们把它们称为“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指在某个细分市场绝对世界领先但却鲜为人知的企业。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却因掌握行业的关键技术、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

中国企业在GVC的分工序列中，因为比较优势的缘故，一直处于其加工装配等生产环节，是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

目前全世界处于这个价值链上游的“隐形冠军”有3000多家，其中德国数量最多，大致拥有1300多家，而中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业规模也处于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缺乏像“台积电”那样的行业“隐形冠军”。

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的球珠、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一些软肋和痛点。

这些年来部分中国企业被“卡脖子”证明，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不太可能都通过引进技术或收购兼并某些关键环节获得发展，而是需要自己去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逐步迈向GVC的中高端。“隐形冠军”决定着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点。

未来我国安全自主高效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必须在依靠下游“链主”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等的基础上，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逐步向上延伸，让大量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中间品投入供应商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做大做强后往上提升，掌握链的某一部分的不易被取代的重要价值环节。

这些企业不一定非要做成巨大无比的规模，也不太可能都成为享誉世界的“隐形冠军”，而是要做成“小池塘里的大青蛙”，把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我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需要我们主动地扬弃过去某些经济理论，如不能以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去实施所谓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和投入，无所作为消极等待，而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发展的瓶颈部门。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

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最重要选择。

小国经济因国内需求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设很多门类齐全的具有规模经济特性要求的现代工业，必须放弃许多产业领域，同时也需要较大规模地利用外部市场，否则就很难生存。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

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的竞争优势和控制地位，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

因此，一是在实施扬长补短策略中，要避免分散，要集中国家的资源，运用市场方式攻克最短板的那些“卡脖子”环节；二是一方面要运用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作用，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实现“1-N”型技术突破；同时另一方面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在“0-1”型的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风险和提高效率，各地政府在投资于各种战略性新兴产业时，要尽量避免直接进行投资决策、直接介入管理的传统模式。

比较可行的模式是：政府出面组建巨型投资基金，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该混合型投资基金要用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通用方式进行管理运作，如参与管理运作的专业团队必须全球化竞争遴选，这个团队自己也必须真金白银掏一部分钱参与基金，基金盈利团队可以获得超额分配，但是如果发生亏损必须先亏自己参与的部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