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维护稳定的全球价值链

易小准 (世界贸易组织原副总干事，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与其相伴而生并且蓬勃发展的全球价值链，使世界享受了长达三十年高增长、低通胀的超长景气时期。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价值链

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规则上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底层支撑。此外，WTO具有的约束力和独特的争端解决机制，也为全球价值链的扩张提供了稳定和可预见的贸易政策环境。

中国加入WTO主要是中国单方面向WTO成员的开放，WTO成员并没有为中国提供任何额外的市场准入机会。然而，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取得了快速发展的成绩，其中有一条很重要但没有引起国际上广泛重视的原因，就是加入WTO的单方面对外开放帮助中国成功地搭上了全球价值链大发展的快车。其实回过头来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也正是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迎来了它高歌猛进的高光时刻。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据专家测算，全球价值链贸易在1995年约占世界出口的35%，到了2018年，这一比重增长到近50%，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达到了12.1%。

(二)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及其影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逐渐倒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贸政策内卷，从传统的贸易自由化转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加上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去全球化进程，迫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重构，走向短链化、近岸化、友岸化甚至彻底本土化。跨国公司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之下，不得不从原来优先考虑低成本、高效率的供应链布局逻辑转向更多考虑供应链的安全和价值观贸易。

中国和亚洲经济体的崛起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虽然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遭遇严峻的挑战，全球价值链也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但不能“把澡盆里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而，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在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推出多项针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保护主义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动用行政手段强推科技产业“脱钩断链”“去风险”、产业回流和制造业的“友岸外包”，意图打造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供应链。

这些行政手段主要包括基于政府补贴的进口替代政策、对外国供应商的歧视性限制以及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单边进出口限制性措施。这些政策和做法不仅违背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也严重背离WTO规则。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了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其结果只会使世界贸易体系更加分裂和碎片化，削弱各国之间的互信，使其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时更加难以合作。这种零和思维与单边主义的措施只会把世界引向新冷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高通胀压力。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甚至本土化，都将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率，使濒临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WTO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Ngozi Okonjo-lweala)指出，如果全球经济进一步分化，从长远来看，将导致全球GDP减少5%，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损失将超过10%。她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脱钩和治理的碎片化非常具有破坏性，将带来非常大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最近也指出，“随着贸易萎缩和贸易壁垒增加，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重创。其他形式的碎片化，如技术脱钩、资本流动中断和移民限制，也将抬高成本”。然而，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客们还在加快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

当前全球范围内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某种程度上也是去全球化的代价。这种代价对于消费者而言过于高昂，因此，经济全球化不会完全倒退至冷战时期水平。消费终究是经济行为，商业竞争的基本逻辑也没有改变。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消费者仍然会寻求物美价廉的产品，那些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最终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被淘汰。因此，被地缘政治驱动的去全球化进程也会遇到“瓶颈”。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与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在国际贸易和跨国产业分工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单纯强调意识形态和选边站队是难以长期维系的。发达国家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迫使供应链本地化或友岸化，只会使其失去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且未必能使相关产业更加安全。此外，当前依靠行政干预强行调整全球价值链的做法，虽然有可能为少数政客带来短期的政治利益，但长远来看将显著提高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成本、降低世界经济的运行效率，对经济全球化形成巨大的威胁，并将重创以多边贸易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平稳运行。

(三)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形势促使各国思考应当如何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2023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德国与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等德国企业负责人座谈时强调，“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此外，李强总理还指出，“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辩证看待依赖问题，不能人为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画等号”。安全永远是相对的，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不开放就不会有发展，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全。各国应该在保持开放的姿态下，探索自己的安全机制，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而放弃对外开放。主要经济体都需要理性平衡安全与开放之间的关系，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去全球化和“脱钩断链”只会把世界引向新冷战，加快经济衰退的步伐，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差。面对当前各种全球性危机，各国应当摒弃零和思维，共同维护一个相互依存、高效和稳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全人类而言，这是一个利远大于弊的合作共赢方案。

二、重新确立和发扬国际合作精神

史蒂文·艾伦·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问题成为过去十年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要话题。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在过去五年，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急剧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关于“脱钩”“去风险”等方面的讨论和举措增多。贸易碎片化风险可能会损害世界各国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阻碍世界各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重新确立和发扬国际合作精神。

(一)世界经济面临较大挑战

从全球经济前景来看，世界正面临两大挑战:经济增长率过低、通货膨胀率太高。2023年7月底，IMF发布关于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预测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3.4%下降至2023年的3.0%。从积极方面来看，7月关于2023年GDP增速的预测较4月的预测值小幅上调0.2个百分点;但是，全球经济3%的增长率显著低于之前的平均水平。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四十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5%;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二十年，全球GDP的平均增长率为3.8%。

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长期的持续性创伤。通常情况下，在经历了像疫情这样的冲击后，会有一段高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期，因为世界各国都试图恢复冲击前的发展趋势。然而，新冠疫情以来，较多国家未能较快恢复经济发展、有效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据IMF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低约4.5%。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创伤要远大于发达经济体。据IMF预测，截至2024年年底，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将较疫情前的预测低1.25%左右，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增速将较疫情前的预测低超过5.5%。更为严峻的挑战是，预计中期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这是IMF过去几十年来最低的中期预测。

尽管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但是全球通货膨胀率依然较高。也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顶峰。据IMF预测，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会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6.8%,2024年将进一步降至5.2%。然而，预计核心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得较慢。根据IMF20238年7月的预测，2024年核心通货膨胀率甚至可能略有上调。通货膨胀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出于非经济原因干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将可能导致成本和价格上涨。此外，对抗通货膨胀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当前，各国中央银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加息措施，显然给经济活动带来了压力。不过，价格稳定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持续的高通胀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并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需要在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之前维持紧缩型货币政策。

(二)阻止贸易碎片化

制定更好的国内政策以确保贸易惠及所有人。过去几十年，贸易一体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关键因素。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强劲，目前亚洲区内贸易在亚洲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接近50%，其中中国是亚洲产业链的关键枢纽。⑨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好处，国际贸易和技术变革促进世界发展，但世界各国未能均等分享全球化福利。在一些国家，民众对经济开放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因此，IMF在同各国政府的讨论中，一直强调采取国内措施的重要性，以确保贸易和技术变革惠及所有人。例如，加大培训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帮助工人提高技能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完善住房、信贷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政策，促进人员跨部门、跨职业和跨公司流动。

贸易碎片化并不能确保贸易惠及所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帮助数十亿人变得更富有、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跨境商品和资本流动增长乏力。随着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增加，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逐渐加剧。贸易碎片化的代价可能相当高昂。IMF研究显示，贸易碎片化的长期成本可能达到全球GDP的7%，这大致相当于德国和日本GDP的总和。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地区，亚洲将遭受贸易碎片化失控的不利影响。科技脱钩也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IMF的一些研究显示，在某些情况下科技脱钩的成本可能高达全球GDP的5%。

贸易应当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是进一步碎片化。为此，首先要停止实施限制贸易的措施和扭曲性补贴，并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例如，更新相关规则，如补贴、关税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规则，以更好地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作，以确保现有规则以及未来的协议得到有效执行;在数字化、服务和投资等有潜力促进增长的前沿领域达成新的市场开放协议。

(三)正确理解供应链多元化

贸易碎片化与供应链直接相关，但供应链多元化并不等同于“脱钩”或“去风险”。IMF于2022年春季发布的关于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中，有一章内容专门讨论供应链多元化，并指出供应链多元化可以大幅减少因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供应链多元化意味着，可以依赖更多的供应商或在投入方面具有更多的可替代性。其中，可以通过更灵活的生产和更标准化的中间投入来实现可替代性。而在供应商问题上，考虑到各国供应链中存在显著的“本土偏见”(Home Market Bias)，供应链多元化将促使企业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的中间品。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强调，各国共同努力十分重要，以公平的方式重振国际贸易，基于经济逻辑(而非超越经济逻辑)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重振国际合作精神是克服当今经济挑战的最佳途径。IMF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IMF始终强调，国际社会应当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努力有所进展，并在一些亟须采取行动的领域保持合作。正如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关注本国利益，还要考虑全球经济健康状况和人类共同发展;同时，各国必须尽可能地培育信任纽带，以便在下一次重大冲击到来时能够迅速开展合作。

三、大国竞争、全球产业链及韩国的政策选择

金兴钟/KimHeungchong(韩国高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原院长)

大国竞争态势逐渐增强，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新变化，各国需要正确认识并加强应对。

(一)国家间竞争与对抗增多

在国际争端升级、供应链中断、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在浓雾中艰难前行。当前国家间竞争与对抗增多，出现了“脱钩”“去风险”等言论和做法。

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在贸易与关税这两个方面展开，而且蔓延至投资、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从双边对抗演变为更广泛的竞争。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22年5月发布的一份文件，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是在和平共处的框架内保持其优势，而不是寻求中国的崩溃;基本假设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长期和尖锐的，美国已放弃过去试图诱导中国改变的战略，希望通过务实的方式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从而与中国竞争。可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要素概括为“3C”框架，即合作、竞争和对抗。关于与中国的技术竞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于2022年9月宣布了所谓的“技术主义”，将确保美国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绿色技术等特定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确定为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

欧盟与美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有所差异，在对华政策上的出发点并不相同。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的对华政策应该被描述为一种“经济去风险战略”，而不是“脱钩”。这一声明经常被误解为欧盟意在缓解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然而，它只是以更准确的表达描述了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现状。随后，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回应称，正如欧盟领导人提到的那样，美国也一直

在寻求“去风险”和“多元化”，并强调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欧盟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中欧之间相距较远，没有历史问题、领土纠纷或者其他争端，都希望能够将差异和风险最小化。这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而美国虽然与中国相距较远，但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为了维护霸权，将中国视作挑战和威胁。

美国的举措给中国带来较大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尤其是中国科技发展会在较长时间面临被遏制的态势。中国一直在采取各类措施以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比如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战略、强调自主发展、减少对外依赖。“不对称脱钩战略”(Asymmetric Decoupling Strategy)是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强调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同时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但这一战略实际上会产生类似于“脱钩”的效果，因为“不对称脱钩战略”很难操作，且只能实现有限的不对称。国家间的标准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标准化战争。在韩国与美国、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过程中，美国与欧盟之间就曾发生标准竞争。当前，美国与欧盟召开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会议，与亚洲和太平洋沿岸的部分国家启动印度一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IPEF)。中国也提出《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力图完善并统一先进行业的国内标准。这些措施可能不仅适用

于中国国内市场，而目可能在国际市场发挥影响力。在此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存在双向“脱钩”的风险。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十多年，成为一场长期月日益激烈的竞争。从各国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影响力来看，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影响力确实比较大;但中国的朋友其实比美国多，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二)全球化速度放缓

尽管大家都在谈“脱钩断链”，但至少从数字经济来看，还不能说现在已经“去全球化”，只能说全球化的速度放缓了。如果将现在的贸易情况与2005年相比，全球化程度仍然较高，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在全球采购和生产。虽然国际贸易增长放缓，但美国和中国在2022年均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贸易纪录。从指标上看，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过去的全球化时代，贸易增长率经常显著高于GDP增长率，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增长率通常低于GDP增长率。这一系列变化被称为“缓慢的全球化”(Slow Globalization)或“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全球化受阻的长期后果令人担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全面的贸易封锁可能会导致全球GDP减少6.9%，如果广泛实施技术“脱钩”，单个国家的GDP可能会下降12%。

更多国家逐渐意识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仅仅依赖国际贸易已经不能阻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基于此，更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政策走向。2023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贸易政策工作组发布的报告讨论了贸易、全球价值链等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保障普通人的生活，如何采用多边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以及非经济因素对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影响。研究产业链和全球发展，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双重背景下进行，需要关注各类因素带来的影响。此外，当前针对贸易政策的讨论更加细分。拜登政府在谈论贸易政策时，还提到中产阶级关注的贸易政策。面对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包括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从这个角度考虑相关政策，如贸易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对某些特定人群的影响。政策制定更加细分、更加颗粒化，将使得政策定位和目标群体的选定更加准确。同时，决策变化也将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

(三)韩国的政策选择

在全球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韩国对中国、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出现差异。2010年，韩国在美国和中国的投资水平相当，但之后韩国在美国的投资翻了一番多，而在中国的投资停滞不前。2022年，韩国在美国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35.9%，而在中国的投资保持在10%。受投资结构变化的影响，韩国与美国、中国的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表明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呈现观望态度。一方面，中国市场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韩国对华投资面临日益增长的美国压力。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自强与合作。自强意味着，需要积极制定和实施产业和技术政策;合作则表明，需要加强与可信赖的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和联盟。两种策略都面临挑战，其中自强措施可能导致补贴战，而合作措施则可能带来贸易和技术对抗以及封锁的风险。韩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需要有效平衡这两类举措。在自强方面，培育国家战略产业，包括积极制定先进战略规划、激活研发成果商用化战略、注重国家战略技术开发和保护等。在合作领域，激活伙伴关系，加强双边合作，推进包括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朝着数字、绿色等新方向升级并更新相关协定，积极参与各种论坛和发展伙伴关系，密切关注各类多边、区域以及双边合作倡议。总之，通过多边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避免“囚徒困境”这一最坏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