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怎么干？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与启示

张晓朴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针对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党中央已就“十四五”期间乃至到203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落实落地落细。当前制约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怎么干”上存在不懂、不会、不敢、不愿等问题。1982年—2002年，习近平同志曾负责过县、市（地区）、省等不同层级的工作，工作履历跨越正定、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全省，抓经济工作是他这期间的一项中心工作，体现了他鲜明的领导风格，留下许多言近意远的“金句”，为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宝贵案例。

一、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的突出特点

（一）在认识上，坚持大局观，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辩证地看待经济问题

1.坚持大局观。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工作时始终坚持放眼全国，以谋全局的态度来谋一域，体现了大视野大格局。

一是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坚决服从全局利益。

1988年，针对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中央进行治理整顿，宁德经济因此受到影响。习近平同志在部署工作时讲：“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当前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整工作中，如果需要牺牲局部的利益，还是应该乐于承担的。”

二是对于任何具体的工作都放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通盘考虑。

习近平同志严格按中央要求办事，局部可行但全局不行的事，坚决不办。1992年，针对当时沿海开放地区流行的“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论调，他要求干部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反复强调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在制定厦门发展规划时，他明确提出搞经济特区不能照搬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模式，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2.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习近平同志把这一点看得很重，认为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他深刻理解并较好把握了如下几大规律。

一是市场体系培育和发展规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早期阶段，习近平同志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复杂性具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例如，他强调，“农村市场化不是那种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去进行生产经营就行了的虚化东西，它包括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市场法规、市场信息体系等多方面的内容”，需要下功夫培育。他强调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早在正定工作期间就推动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搜集和发布机构。

二是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

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狠抓企业管理，强调凡产品滞销、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该下马的要下马。在福州时，他强调，只有建立起劣势企业退出机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护落后企业，就是压制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就是为先进生产力发展扫除障碍。

三是生产适应需求的供求规律。

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引导广大企业树立按消费者需求组织生产的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真正做到按需定产。他强调，要“由市场决定价格，并以这种能够客观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和农民安排生产经营。

四是超前把握生态发展规律。

早在1984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如何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福建工作期间，他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成立福建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开展了福建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调查，编制了规划纲要。当时不少人连生态是什么都不清楚，甚至有人认为搞环保会影响经济建设。做到这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3.辩证看待经济问题。

习近平同志很早就熟稔辩证思维并自如运用到经济工作中。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提出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强调闽东经济发展要走“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路子。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深刻阐述道：“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

此外，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指导，抓好各项工作。“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

（二）在实践上，创造性落实中央经济政策，结合本地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服务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创造性落实中央经济政策。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工作期间的讲话和文章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没有言必称中央，但通篇都贯穿着中央精神，都实实在在地落实党中央部署。他在正定时，带领全县调整农业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开发两河滩，加快林果基地建设”，“构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积极探索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都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措施。在宁德时，针对一些干部抱怨国家经济治理整顿使宁德经济发展“生不逢时”，他谈了自己的理解：“治理整顿不是改革要收、要停，而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是为了使经济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他要求，治理整顿期间绝不能上新项目，但项目论证的前期工作不能松，还要加强。在福州期间，他提出三步法：一是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二是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基层解疑释难；三是到先进地区取经学习，开阔视野。

2.结合本地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针对正定毗邻石家庄的特点，习近平同志确定了正定县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他在宁德期间强调，“一定要发展地方的特色产业，优势就在特色，特色又需要环境基础”，一定要把培育特色的环境保护好。他从闽东山海兼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福建期间，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省内沿海较发达县（市）、山区县（市）和个别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县差异化发展道路。

3.服务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习近平同志在这方面开创了很多至今仍很先进的思想实践。

一是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

一家企业想引进外资，但需要政府和国企转让持有的股权，相关领导请示习近平同志。习近平同志说，“你们思想要解放，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要全力支持他”。

二是不要对企业竭泽而渔，而要放水养鱼。

在宁德时，财政收支紧张，一些干部有收过头税（费）的错误想法，习近平同志及时制止，强调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头活水，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的财政观，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

三是紧要关头及时稳定企业家预期。

本世纪初福建曾经查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案件查处以后，一些干部不敢跟企业家来往了。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第一时间召开企业家座谈会。他说：“政府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大家总要来往嘛，总有事情要商量，你来我往，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有效稳定了全省的企业家信心和政商关系。199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宣扬“两国论”，在闽台商人心惶惶。他担任代省长后的第二天就去台资企业调研，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两国论”，同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一如既往依法维护台商正当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福建省对台商来闽投资兴业的欢迎态度不变，支持力度不减”。这一表态，稳定了在闽台商的情绪，在两岸的影响都很大。习近平同志当年的这些表态和行动，即便在今天也都是难能可贵的。

（三）在方法和工具上，坚持调研先行、长远规划、狠抓落实

1.坚持调研先行。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为他善于认识和把握规律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是根据经济工作的复杂程度不同而作不同范围的调研。

对制定战略和长远规划等工作进行长时间、大面积调研。在制定福州的发展规划期间，他组织超过1000人分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学习取经，并学习国外港口城市发展的经验。

二是使用问卷调查。

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曾部署在街道发放10000多份问卷，搜集了解各方面对福州未来发展的意见。

三是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倾听国内外专家意见。

在正定期间，他建立了包括华罗庚、于光远等知名专家在内的50多人组成的县顾问团。他支持设立福州城市科学研究会，充分发挥其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决策咨询作用。他就福州依托海港和空港发展的定位问题，向日本三菱研究所专家咨询。他担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期间还组建了“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

四是调研坚持问题导向。

他强调“钻矛盾窝”了解实情，“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调研中经常询问企业在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五是调研中善于让老百姓愿意讲真话。

他喜欢和老百姓聊天，经常放下身段，走到群众中，以百姓心为心，老百姓在他跟前也是有啥说啥。

六是不光注重“调查”，而且注重“研究”。

2001年上半年，他去宁德和泉州调研，对两个地方经济发展取得的经验、面临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撰写并发表了《怎样做活特色经济这篇文章》。

2.注重制定长远规划。

一是每到一地都制定规划。

习近平同志早在正定工作时就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立法固定下来”。

二是规划着眼长远。

在厦门，他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福州，他主持制定“3820”工程总体规划（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最长涵盖了20年时间，远非国内一般城市5年规划可比。

三是既有全面规划，也有专项规划。

他牵头制定的《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是福建省第一个生态领域的规划，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一批。

四是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他强调，规划制定好以后，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在福州工作期间，他每年年初都就“3820”工程执行情况对县（区）工作予以指导。20年后，“3820”工程的全部指标均已实现，福州年均经济增长达到15.42%。

3.狠抓落实。

主要做法是：

一是以上率下抓落实。

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会下到县（区）现场办公。福州一共13个县区，一年要开13个现场办公会，主要就是检查“3820”工程的落实情况、进度情况。

二是建立部署—实施—落实到位的完整流程。

他在1992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指出：“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在福州期间，他要求专门成立督查处，检查市委决策落实情况。

三是通过调研抓落实。

凡是他安排过的事情，都要亲自去调查研究，检查落实情况。如治理“餐桌污染”、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他定期跟踪检查，发现问题马上指导解决。他还经常通过随机调研等方式抓落实。

四是通过“马上就办”促落实。

针对工作中的拖拉延误问题，他在福州期间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工作作风深入人心，不仅行政审批简化了，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十分扎实有效。

（四）在能力建设上，强调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持续学习

1.敢于担当。

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不甩包袱。

一是主动摘掉不合适的高帽子。

针对正定县为了保“粮食高产县”的帽子，年年扩大粮食面积而群众收入越来越低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专门向上反映情况，减少了粮食征购额，一年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二是风险处置上敢于担当。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福建省驻港“窗口”公司华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当时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习近平同志亲自出马，亲自拍板定调每一个计划、每一个重要步骤。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华闽公司重组成功。

三是主动帮扶最贫困的地方。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时，他负责帮扶的永泰县是全省重点贫困县。他强调摆脱贫困要有“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的意识。

2.勇于创新。

1992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提出要排除5个思想障碍，即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待观望、与己无关、无所作为。他在经济工作中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仅举4例。

其一，创造性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制度。

他指导福建南平依托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从机关中选派的村党支部书记等进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探索，并将这一好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省，后被科技部推广到全国。

其二，率先推动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这项工作于2001年正式开展，极大调动了林农种林、护林、用林的积极性，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后来被学者评价为“继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革命”。

其三，创造性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为推动生态规划落地，他在20多年前提出，由厦门每年拿出一笔钱给九龙江的源头龙岩市用于治理面源污染。同饮一江水的龙岩、厦门两市皆大欢喜。

其四，在宁德时，创新实践了“交接在基层”行政管理方式。

他和后任书记的工作交接安排在当地企业和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的现场，深入基层、融入群众，非常务实有效。这种方式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3.强调学习和独立思考。

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多读书多学习，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不同类型的书，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和实践运用。在正定期间，他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他不仅自己学，还带动广大干部一起学，并结合本地实际对他们进行考试，亲自监考。1989年，他组织宁德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县委书记专门举办一期读书班。在福州工作期间，他安排干部到清华大学等高校接受培训，培养基层年轻干部，这些干部很多都成为骨干。

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中形成的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源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对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发展阶段做好经济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学其形，更要知其意，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在继承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二、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的经济工作实践对做好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启示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面临新的深刻变化，给做好经济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生产函数发生变化。

必须更多依靠技术创新、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发展生产力。

二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增多。

生态环保的天花板、防风险的底线、反腐败的红线等各种行为约束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必须在多重约束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螺蛳壳里做道场”。

三是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