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美国与日本处于创新型国家前列，为其中佼佼者。若美日在技术和经济层面加强合作，结成紧密同盟，将对全球科技创新版图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带来重大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美日正在开启更实质性的盟国合作，从昔日的传统条约盟友演变成一种专注于科学、技术创新的新型战略伙伴。未来，随着日本调整其国防战略，扩大在日美联盟中的作用和能力，美日之间将产生新的合作机会。

一、美日在多领域、多层面深化合作

      

在美日深化同盟关系的政治和外交政策背景下，双方将合作范围拓展至军事、经济、前沿技术等多个领域，以及研发、供应链、建立标准等多个层面。

一是深化军事装备和技术合作。日本意欲恢复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目标，而美国在这一点上为其提供了关键支持。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美国为日本提供的武器装备占日本进口装备总额的97%。但在这段时期，日本所购高端军备并未达美预期。特朗普任总统期间曾公开要求日本购买更多高端美国军事装备以抑制贸易逆差。随着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双方相关合作得到深化。一方面，日本加大了对美高端军备的采购力度。岸田文雄内阁批准2022财年国防开支5.4万亿日元（472亿美元），其中大笔投向购买美军装备。例如，日本航空自卫队获得768亿日元，购买另外8架常规起降F35A战斗机，另有510亿日元用于采购4架短距起降和垂直降落的F35B；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拨61亿日元把“出云”号和“加贺”号改装成能支持洛克希德·马丁F35B战斗机作战的航母；日本自卫队以202亿日元首次购买标准6（SM-6）防空导弹，以58亿日元改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AN/SPY-7固态雷达；日本陆上自卫队以102亿日元购买一艘1700吨的新后勤支援船以及一种350吨的新型登陆艇通用船。未来十年，日本将从美国购买147架F35战斗机，日本将成为除美国外第一大F35战机用户。另一方面，双方将加强在军事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日本在侦察、预警、反潜、防空等支援保障类装备领域拥有强大的自主制造能力，可以与美形成互补。根据日本2022财年预算，日本防卫省采办、技术与后勤局（ATLA）研发支出总额将增加近40%，高达2911亿日元。用于反高超声速武器的电磁轨道炮将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点。ATLA将投入65亿日圆资助研发电磁轨道炮武器系统，计划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将电磁炮投入使用。在电磁轨道炮方面，美国是技术最先进、积累最多的国家，美国海军研制电磁炮花了大约17-18年的时间和5亿多美元，2021财年预算中，该项目拨款近3000万美元，但目前仍未达到船上试验阶段；2022财年预算草案中并未出现针对该项技术的直接拨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022年1月曾对媒体透露，美日计划签订为期五年的双边防务技术研发合作协议，主要应对高超声速武器和天基打击能力威胁。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将与美国合作研发无人僚机，以配合其下一代有人战机协同作战，从而提高空中作战效能。

二是携手推动前沿技术创新。美日以往在基础研究领域一直合作良好。自2015年开始，美国加强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关注包括太空、网络安全和能源在内的新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近年来又扩展到化学、计算机科学和电信领域。先进计算是双方当前合作的重点之一，尤其是量子技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数百个国际合作奖项中，许多是与日本研究人员和机构合作。例如，用于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的百亿亿次级计算技术;生物基材料科学;研究用于储能的固体氧化物电解的计算分析;和网络中的网络组织，为量子技术的未来研究和演示创建路线图等。早在2019年，日美欧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便在国际会议上制定了在量子计算机、量子测量和量子通信密码等三个领域合作的计划，其后日美政府还签订了双边备忘录。2022年1月，美日“2+2”国防和外交部长会议明确，双方将在正式交换联合研究、开发、生产和测试框架文件基础上推进新兴技术合作。当前，美国和日本正在共同研究量产量子电脑使用的新一代半导体，推动量子电脑领域的实际应用发展。

三是共同突破先进半导体制造。日本和美国都希望通过彼此互补合作，能比肩韩国和中国台湾公司能力，引领先进制程产业。例如，在2nm制程方面，美国晶片龙头英特尔（Intel）在电路线宽微细化方面落后台积电及其他企业，而该工艺是决定半导体性能的关键；日本则在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方面实力雄厚，双方若加强合作有助突破。目前，日本东京威力科创（Tokyo Electron）、佳能（Canon）等晶片制造设备供应商正与IBM合作开发先进制程产线的制造技术。日本晶片制造商较少，而Intel拥有开放式小晶片（Chiplet）的生产制造技术，美日也将在该领域展开合作。

四是联手推动关键技术国际标准制定。一个是6G标准。日本预计新一代通信标准将于2030年左右普及。2022年1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与美国合作建立“6G”无人化技术国际标准。日本总务省最早2022年度上半年将在手机、通信设备、汽车、无人机及时钟厂商等领域招募企业加入联盟；并计划让在软件领域有优势的美国企业加入。2025年度之前，将实现名为“原子钟”的特殊半导体的技术实用化。原子钟像感应器一样工作，是实时高精度远程操作不可或缺的技术。如果将原子钟配备在自动驾驶汽车及无人机上，可以像使用人造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一样，远程掌握物体的位置和时间。另一个是针对数据跨境传输标准进行合作。日本希望推动数据跨境传输，弥补数据短板，增强己方在人工智能（AI）等方面的竞争力，并成为美欧之间的桥梁，参与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制定。2019年10月，美日签订《数字贸易协定》，其文本内容非常类似于美墨加协定相关章节。未来，两国或将以此为模板，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下，联手在印太区域推广。

五是推动出口管制协同。据日本媒体报导，美国及日本政府正在研拟一个出口管制新机制，该计划被视为新版COCOM（巴黎统筹委员会）。据悉，美日政府正协商将哪些技术列入该机制规范的具体对象，有可能包含半导体制造设备、量子密码（OC）和AI等技术。

二、双方主要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

      

日本是美国的传统条约盟友，美国一直将日本定位为平衡该地区力量的主要合作伙伴。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双方科技合作并未获得内部广泛认同。过往决策者也未表现出对双方合作优先的具体重点领域，更未确定合作的总体战略目标。近年来，随着全球地缘环境生变，美日历任政府重新定位彼此合作关系，构建了多个双边和多边框架，推动同盟关系进化，将科技合作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议程。

1、安倍与特朗普时期：在FOIP概念下构建合作

2016年8月27日，安倍政府启动了印度太平洋(FOIP)框架。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采纳了FOIP概念，深化与日本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启动了日美战略能源合作伙伴关系(JUSEP)；还启动了日美战略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工作组(JUSDEP),以创建“开放、可互操作、安全和可靠”的全球数字经济环境。

2、拜登与菅义伟时期：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系(CoRe)

2021年，拜登上任后，重振同盟关系，加紧向印太区域渗透，把凸显美日关系重要性作为优先要务。视美日同盟为美印太战略的基石，重申FOIP合作，将日本作为其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成员；高度重视与日本的技术合作，且不断拓展深度与广度。4月，拜登和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启动CoRe。基于该框架，美日重新调整了前沿技术合作战略，重申双方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民用空间”以及5G网络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双方承诺为此各自投资20亿美元。此外，联合声明还提到清洁能源和疫苗方面的合作。

3、拜登与岸田文雄时期：多方面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

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也展现出与美合作的强烈愿望。岸田文雄希望强调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意义和有效性，并指明加强美国以“核保护伞”与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力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强化同盟关系。2022年5月23日，拜登与岸田文雄在东京举行两人首次面对面峰会。会后联合声明中重申将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目标与战略。此后，美日很快就经济和科技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7月，美日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启动了一项名为“美日创新与竞争力委员会”的新倡议。委员会针对共同关心领域确定了项目和举措，包括促进美国和日本机构和实验室之间关于关键技术的联合研究，美国和日本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访问，并建议两国政府改善创新和公共政策弹性。2022年1月，拜登和岸田文雄同意成立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即所谓的部长级“经济2+2”，并承诺日本将支持拜登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倡议。“经济2+2”首次会议于7月29日举行，两国确认主导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意联合开展研究，并提出强化供应链和保护尖端技术等4项行动计划。

此外，美日还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合作。四方安全对话（QUAD）是促进美日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多边框架。特朗普主政时重启该机制，拜登上任上任后大力推动，将其视为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机制。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供应链合作是四方议程的关键要素。日本认为，四方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国家资源，四方机制可以对其提出的FOIP框架形成支撑。从2022财年国防预算来看，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总共为1495亿美元，中国为2520亿美元，而美国是7780亿美元。目前，四方已经设立了疫苗、空间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气候变化等四个工作组，这表明四方实际上有可能制定目标和标准，并取得切实成果。

IPEF是双方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多边框架。2022年5月，拜登访日期间正式推出IPEF，包括四大支柱：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供应链弹性、基础设施和脱碳，以及税收和反腐败。从战略目标来看，IPEF旨在弥补美“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加强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供应链合作，打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供应链体系。从贸易来看，IPEF锚定影响未来数字经济主导权的数据领域，以数据传输标准为抓手，抢抓主导权。基于此，日美准备共同在印太地区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

三、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展望未来，美日合作既有推进空间，但也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美日合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外部环境看，技术国有化的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双方国防预算均大幅增加，投向科技创新，为双方政府推动技术合作提供了充足条件。此外，疫情导致美日经济停滞,双方都亟需提振增长手段，而日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各有长项，存在互补，有较大合作空间。从内部环境看，两国国内对双方科技合作有广泛认同；领导人对双方合作优先领域兴趣一致，并对合作有明确的目标。

但另一方面，合作仍有极大不确定性。双方国力差距悬殊，机制难以匹配，相关利益难以平衡，合作具有不对等性。相对较弱的日本能否具备“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或缺性”或将是决定双方稳定合作的重要因素。日本不仅必须集中精力提高整体军事预算，还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在研发支出上分配更多资金。但日本当前财政状况并不稳定，政府预算赤字远远超过GDP的200%，高额国防预算将令财政更为脆弱。如果日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可能会再次将日本视为搭便车者，甚至将其视为不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此外，取得快速技术进步需要双方允许彼此利用其开发的关键技术，而建立可以让两国交换各种机密或非机密信息的深度同盟机制需要具备底层基础。美日之间文化不同，历史上曾是交战国，深度合作缺乏底层基因。近年来，美国曾对日本钢铝持续加征关税，目前虽已暂停，但美国的保护主义已经在公众层面积累了一些对双边关系的负面情绪。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或将更看重双方合作中的实际利益。在这方面，日本私营部门利益难以平衡。军事科技合作方面，日本需要解决私营部门在国防项目上长期无利可图的问题。例如，三菱重工在2020财年面临9480亿日元(约82亿美元)的赤字，川崎重工在2020财年面临国防相关航空航天(316亿日元，约2.734亿美元)和海军(30亿日元，约2600万美元)项目的运营亏损。此外，对于双方在印太区的合作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拜登政府奉行价值观外交，其IPEF框架有诸多地缘政治考量，而纵观历史，价值观外交方法在印太区域难以赢得多少外交杠杆，东南亚国家不愿卷入大国博弈。双方供应链合作主要涉及私营部门，如果与美国的合作项目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交易，或者对日本企业来说利益小于成本，或者影响其市场，将很难获得其大力支持。这都将为美日合作增添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