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蒸汽让机器隆隆作响，小作坊的手工制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工厂登堂入室；当内燃机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电气时代逐步莅临，全球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得以进一步加速……纵观历史，无论是蒸汽机所需要的煤炭，抑或是被称之为“黑色血液”的石油，能源之于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理念席卷全球，作为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低碳绿色转型加速。沿袭着“先发展后治理”路径的棕色经济，逐步被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生态平衡为基础，以人类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绿色经济所取代。这种低碳、高效、包容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将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不仅是单一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防止全球经济因气候风险频发而步入死胡同的必然选择。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中一员，我国积极拥抱这一绿色转型机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列为九大工作之一，强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能源低碳转型。方向明确了，步履就会更加坚定。“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一场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在能源碳排放量持续攀升、国家能源安全重视度与日俱增的背景下，我国的能源低碳转型正在逐步提速。在这一进程中，大量的资金需求将被催生。根据有关测算，中国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就可以带动超过130万亿元投资。政府资金远不能满足能源转型投融资需求。社会资本的参与，是弥补资金和技术缺口的关键。绿色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市场定价等功能，带动更多市场化资金进入能源转型领域。银行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重要转型机遇。例如，中行在2021年已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针对重点行业开展气候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并于当年四季度起，停止向境外新建煤炭开采等提供融资，棕色行业信贷占比已压降至10%以下。在攒足干劲儿的同时，还需要辩证地看待现状，让助力绿色能源革命的金融“燃料”得以充分燃烧。能源革命并非单纯、粗暴地将旧能源直接淘汰，而是在于做好新旧能源之间的平衡，逐步减少经济发展对旧能源的依赖。从全球视野来看，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6%，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全球经济发展对煤炭、石油的需求依旧居高不下。从我国的情况来看，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98.94亿吨；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占比分别为56.8%、18.9%、8.4%、15.9%，煤炭需求仍存在增量空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不难看出，在新能源成长阶段，旧能源难以被迅速地、大比例地替代。对旧能源的低碳排放改造，是当前绿色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绿色金融领域，银行业不能拔苗助长，需要预防“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的倾向，不仅要拓展新兴领域绿色金融业务，也要重视存量业务续作对旧能源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在学习国际经验、强化对旧能源的融资约束、严控高耗能产业相关业务，通过限制融资范围和敞口、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的同时，银行业还要稳妥有序地推进旧能源企业的低碳转型，促进减排和发展的平衡，不盲目断贷、抽贷。此外，还要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电化学储能、碳捕集与封存等重点绿色产业，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将信贷投向煤电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等领域，切实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在支持旧能源企业改造、升级、转型的过程中，为保证业务的可持续性，银行业需要秉持审慎介入、严格限制的基本原则，在尽职调查、准入条件、信贷审批、贷后管理等多方面加强管控，并重点关注相关企业的碳足迹、碳排放报告和减排战略，根据环境与气候风险情况适时调整客户结构，为高碳排客户制定个性化的融资策略和减排方案。还需注意的是，日新月异的各类低碳技术，是驱动新旧能源转换的关键所在。理论可靠度高的技术，若因缺乏资金的支持，只停留在实验室层面，无法实现对传统能源和传统产业的规模化替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成为促进能源革命的催化剂。因此，银行业需要将一系列金融服务全面覆盖到技术成熟度相对较低、但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上，让金融的驱动效应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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