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新的征程上，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位于核心地位，是新发展阶段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了足以彪炳人类文明史册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正稳步迈入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行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2020)，中国位居131个经济体中的第14位，是唯一跻身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从一百年前的“一穷二白”到走向“自立自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科技研发人员最多、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科技举国体制是我国突破“卡脖子”制约、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实践经验，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依托科技举国体制迅速构建国家科技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国防与科技工程的成功。科技举国体制本质上是一种组织和配置科技资源的制度安排，它以实现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目标，以国家意志主导科技活动，动员精神意志和配置物质资源，实施事关国家安全、长远目标的战略性科技创新或大科学工程项目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进入“高原”地带，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创新工程往往难度更大、周期更长、风险更高，更加依赖多学科领域相互交织的创新网络，需要更高的系统性组织能力对科技创新资源进行协调和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非常重要的是要把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从政府一元管理转向多主体共治，以“大协作”推进“大攻关”，突破不同学科、不同科技系统、不同科技项目之间协同合作的制度藩篱，加强科技决策引导、绩效评价、风险防范等机制协同；从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转向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导向功能，根据创新活动的不同层次和领域完善支持政策，优化创新载体建设和动力机制设计；从单一的科技目标导向转向解决科技问题与提升经济效益并重，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挖掘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的需求驱动和应用牵引的潜力，促进科技和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在疾病救治、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从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协调互动，引领科技治理的理念、方式和手段深刻变革，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科技创新的效能。

回顾百年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是“强起来”的重要基石。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发展”的最有力杠杆在科技创新，“安全”的最大痛点也在科技创新。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是畅通国内循环“梗阻”的“心腹之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的“燃眉之急”。当前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加速重构，世界各主要国家均高度重视争夺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纷纷制定科技创新战略，力图抢占“制高点”，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与关键科技产业的较量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尤其自中兴、华为事件以来，少数国家实施“长臂管辖”“技术封锁”“极限施压”，对我国科技企业进行定向遏制，更加凸显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自立”蕴含底线思维，在关键技术领域能够实现自力更生、安全可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并且能够平衡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自强”则意味着我们要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促进科技创新量质共进、系统提升，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支撑作用，能够在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不落“下风”、实现“领跑”。值得指出的是，“卡脖子”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某些具体的科学难题、技术瓶颈和产品制造，更关键的是如何解决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系统性薄弱环节，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激发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内在潜力，才能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中持续应对一系列具体的“卡脖子”问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科技创新事业正面临着新的重大使命，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引领支撑作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及世界创新格局调整、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发展机遇，需要加快改革科技领域体制机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支撑。我们认为，要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和资金链“五链”协同，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优化创新链

       

夯实科技自立的根基必须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特别要涵养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离不开基础研究所提供的知识理论驱动。基础研究需要长周期的科学积累，需要优化体制机制保障长期稳定支持。

1.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优化多方参与、多元投入格局

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性以及较强的不确定性等特征，长期稳定的资源投入是加强基础研究的前提基础。不同于应用技术研究，基础研究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很强，一般市场主体难以从提供基础研究这一公共产品中获得激励，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虽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长快，但投入规模、投入强度和整体布局与我国科技强国、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尚不匹配。中国研发投入结构中基础研究长期偏低，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多年徘徊在5%左右，2020年首次超过6%，但总体仍然低于世界科技强国长期普遍的15%~25%的水平。要强化政府的财政投入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实现中央财政投入逐年稳步增长，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占GDP比重以及在R&D经费中的比重长期稳步提升。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和引导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政府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发挥财政杠杆、税收激励作用，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扩大基础研究投入来源的多样性。

2. 在支持自由探索的同时，更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在重点领域实现引领和突破，结合不同主体的优势特色，优化基础研究力量布局

基础研究可以划分为由对知识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由生产生活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研究进程受认知需求驱动和应用需求驱动双重目标的交互影响。优化基础研究力量布局，一方面要鼓励自由探索知识边界，满足认知需求；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快速有效地解决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所涉及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应更强调自由探索和某一领域知识边界的拓展，公共性较强的研究机构要重点聚焦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以应用为导向的定向基础研究，特别是要强化国家实验室的创新牵引作用。企业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布局行业关键共性问题的基础研究，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实现非均衡发力，根据重大工程技术瓶颈倒推基础研究根源问题，在关键重点领域集中发力，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力量联动整合，形成科学高效资源配置与任务组织体系。

3. 遵循基础研究规律，不断改进基础研究项目申请考核评价机制，探索科学研究机构组织体系创新

改革对自由探索性、高风险性前沿基础研究评审标准和方式，强化分类指导和考核，鼓励做颠覆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探索。加强高校院所的科研治理改革，完善长周期、低频次、少干预、看能力的考核原则与考核机制，着力培养基础前沿学科方向的世界单项冠军。适应当前科技创新研究范式深刻变化，改变传统科学研究机构的管理模式，筛选、培育与建设一批新型基础科学研究卓越创新机构。

二、升级产业链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非常重要的是要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反哺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发动数字化发展新引擎，更好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

1. 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驱动更多科技资源向创新能力强、创新效率高的企业集聚，优化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让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综合运用各类财税工具，引导企业更加注重通过自主创新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分担创新风险，畅通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的渠道。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功能，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让要素资源向富有创新潜力的企业集聚。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氛围，让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的企业能够公平地获得创新要素。进一步明确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提升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服务的能力。要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知识外溢和新技术扩散，培育发达的区域创新网络，支持产业集群与科研院所、大学联合组建一批高水平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功能互补、高效顺畅的创新共同体，协同攻克共性技术、前沿技术难题。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培育专业化、复合型中介机构，强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牵线搭桥”功能，完善优质高效的技术转化服务平台与推广机制，促进产学研合作与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评价、管理的制度建设，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界进程。

2. 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发展，促进数据要素利用提质加速增效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越发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数据要素越发成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新型战略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实力和水平与科技数据优势高度关联。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实现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升，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向生产环节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深层次延伸和渗透。要推动数字产业化，鼓励通过新技术创造新的市场空间，打造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做好数据开放共享的顶层设计，从技术、标准、法规等多方面协同发力，破除数据共享的壁垒，打破信息“孤岛”的制约。提升科学数据资源服务能力，探索共建共赢的科学数据应用模式，建立数据收集、分析、运用的可持续共享发展机制，优化科学数据服务生态。完善共享性的国家级科学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动以云架构为基础的综合型科学数据管理平台建设，鼓励各专业领域打造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整合盘活各类科创信息。

三、稳定供应链

      

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少数国家的“长臂管辖”与“极限施压”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在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中加快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着力在全球供应链中“连断点”“补短板”“锻长板”，降低对外依赖、增强发展的韧性和自主性，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内涵。

1. 围绕供应链中受制于人的“断点”集中攻关，推动全链条协同创新，进一步补链、强链和延链

梳理新兴产业领域“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清单，清晰把握供应链环节中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关键技术、产品和原材料等。有效耦合供应链不同环节差异化的创新目标，通过发挥若干“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牵引集成式创新。要促进供应链上游、中游、下游形成创新联盟，强化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引领和支撑功能，促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享资源、协同发展。支持大企业强强联合组建技术创新联盟、产业发展战略联盟，加强战略、技术、标准沟通协作，联合开展或牵头承担重大创新工程和重大专项，不断增强创新溢出和辐射带动效应，提升全链条的创新能力。培育更多“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和提高企业治理能力，在中小企业的集聚区打造创新资源服务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在人才引进、知识产权服务、研发投入方面“量身定制”更多优惠政策，使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在某些细分领域深耕细作、集中攻关。

2.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作用，推动自主创新技术迭代升级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工业体系，既带来了规模优势，也具备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场景，要借此优势加速大规模应用部署，为自主技术的实践和试错积累经验数据，提高技术和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支持作用，强化对国产创新产品与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的采购力度。

3. 处理好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式创新的关系，善于通过非对称赶超战略形成均势制衡或颠覆性突破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式创新是并行不悖的，应当根据不同层次特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和更有智慧的作为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科技发展的全部领域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更现实的情形是在确保关键领域自主可控的前提下，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拥有“独门绝技”，形成均势制衡或颠覆性突破，减少“断供”威胁，保障生存和发展安全。

四、激活人才链

      

在“富起来”的过程中重要的实践经验是通过改革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走向“强起来”的征程中，十分迫切的任务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人们的创新创造精神，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性竞相迸发，增强科技发展与人才引进、培育和使用的联动性,这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逻辑。

1. 探索推广“揭榜挂帅”，合理“设榜”、广泛“发榜”、有效“选帅”、大力“兑奖”，营造“英雄不问出处”的创新氛围

改革纵向委托式科研资助的传统模式，让有创新实力的各类企业、机构和人才都有机会参与到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当中，最大程度集聚众智、释放创新活力。提出清晰、具体的项目目标和奖励方式，完善“成果兑奖”的机制，从更加注重立项环节的审查转向更加注重最终成果的考核。注重“选帅”，科学有效、公平公正确定“揭榜人”，创新科研组织形式，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和基于信任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等试点，在重大项目组织上赋予并发挥核心科学家主导权和主动权，给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人财物支配上更大的自主权。

2. 优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趋势引育更多复合型人才

尊重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建立健全人才长周期、全过程培养机制，打造多样化的培养方式。改革科技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围绕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瓶颈”设置人才培养方式、调整招生规模，提供更多工程化实践环境，打造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塑造更多懂市场的科学家和懂科技的企业家，让复合型人才在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难题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特征，前瞻性地培育既懂IT又懂OT的跨界复合型人才，布局新兴技术领域学科专业建设，推动多学科交叉汇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打造“新工科”，着力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坚持引育并举，从全世界范围选拔人才，塑造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和文化态度。完善针对拥有知识与技术的移民优惠政策，搭建国际优秀人才学习和工作的平台，吸引一大批高水平科学家和具备产业经验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集聚。

3. 为人才的创造性活动“松绑”，实现人尽其才

优化科技人才管理、评价和激励制度，调动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分类、合理多元的评价体系，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绩效评价，能力评价、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有机结合，探索更具活力、更富效率的科技人才管理方式。畅通科技人才流动使用的渠道，打通科技创新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间的“旋转门”，在实行社会化用人和市场化薪酬制度等方面深入探索，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人才政策不仅要完善整体制度功能，更要在实施对象上更具针对性，将不同领域创新不同类型人才在需求、特点、规模方面的显著差异纳入政策考虑，构建一个功能完备、协调有序、效能显著的人才制度体系。

五、畅通金融链

      

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啃下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的“硬骨头”往往是一些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难题，无论是支持“攻坚克难”还是打通从科技创新成果向经济社会发展效益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都离不开金融支持。要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生态，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

1. 进一步完善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要推动北交所、深交所、上交所、港交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进一步完善“正金字塔形”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类型和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孵化更多有发展潜力的、具备高成长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1年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表示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要以“北交所”设立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高效地为各类创新企业提供适宜的、全方位的支持，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

2. 要大力发展VC/PE，形成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发展新兴金融业态，利用新技术优化和改造传统金融服务

大力发展股权投资（VC/PE），拓宽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募资渠道，降低合格投资者的准入门槛，引入更多“闲钱”和中长期资金，为种子期、初创期及成长前期高风险、高成长性的创新型科技企业“雪中送炭”，通过企业风险投资（CVC）强化产业资本对中小型创新企业的孵化效应。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助力形成鼓励创新探索和勇于冒险的文化氛围，营造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氛围。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传统金融赋能，解决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等金融科技为中小科创企业更好提供金融支持。

总而言之，要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和金融链精准发力、高效协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