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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在汛情中受损报废的车主本人可以通过“郑好办”APP“购车补贴专区”进 行申领；在杭州，得益于“城市大脑”，市民小王每天的上班时间缩短了10分钟； 在铜陵，当有居民乱扔垃圾、高空抛物时，“城市超脑”能立即自动捕捉信息，并通 知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处理……

近年来，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信息基础为重要支撑，通过挖掘数字潜在价值，实现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的数字治理模式。

过去的数字治理，主要聚焦在公共管理领域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而现在，我们必须在更开阔的视野中重新理解数字化治理。

有技术，更有温度

数字化治理是一种新型城市治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领域中，加速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治理与审计部主任杨玲玲给出了数字化治理一个明确的定义，数字化治理既是对数字化的治理，也是治理的数字化。对数字化的治理是以数字化转型为大背景，从治理层面进行体系化转变、采取有效战略和管理措施保证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效果和价值最大化；治理的数字化，是通过平台、工具等技术手段对组织以及组织内资源、数据、技术、流程等相关治理领域实施数字化管控，保障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率。

多个省份制定数字政府建设方案及组织建设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带动政务服务向便捷高效变革。诸多企业也运用数字化风控、数字化审计、智能运维等技术产品，极大提高了数字化管理能力。

“浙江解纷码”的推出就是用数字化思维和方法精准破题。这个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整合了司法行政、信访、劳动、人力社保等多部门资源、业务、数据，汇聚起5000余家专业调解机构、4万余名调解员，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让原先一家一户无法解释、无法解决的事情有了权威的解答、专业的处理。在服务端，当事人可以在线反映纠纷事项，平台通过智能调控、网上受理、在线调解，实现了快速受理、精准服务。流程再造和系统集成，推动了问题的精准发现、精准预警、精准处置，做到了“抓早抓小抓了”。

2020年11月，上海从350个国际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个获得“世界智慧城市大奖”的国内城市，但上海并未满足于此。上海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正式打响了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的发令枪。

数字化转型也是上海“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主攻方向之一，并且将围绕经济、生活、治理等全面推进。

及时感知、精准发现、快速协同、高效处置，“数治”不仅需要从海量数据资源中及早预见潜在风险，更要能够尽早应对。以武康大楼为例，在2019年经历了一次历时四个多月的大修之后，不仅外观修旧如故，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楼“体内”安装了多套智能传感器，倾斜震动多合一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大楼震动的频率和楼体倾斜值，数据发回到徐汇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进行数据分析，一旦有频率异常的震动或倾斜值超过了安全的阈值，区城运中心就会显示警报。

自2016年诞生以来，杭州城市大脑相继推出健康码、人才码、亲清在线、数字城管、数字驾驶舱、两山银行等48个应用场景，形成覆盖11个重点领域的390个数字驾驶舱，逐步完成从数字治堵向数字治城、数字防疫的重大跨越。

据了解，杭州道路平均通行速度提升15%；“舒心就医”302家医疗机构全部实现“先看病后付费”；“便捷泊车”75万个泊位实现“先离场后付费”；“入学早知道”平台具备海量数据智能建模，给孩子找学校时，家长只要在手机APP上输入户籍和相关信息，就可以在AI帮助下一键获取结果。

未来治理成本一定会下降

《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显示，我国城市整体数字治理水平仍然偏低，均值仅为0.2799，且各城市间的差异较大，62%的城市数字治理指数小于均值。

从区域上看，数字治理指数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长三角区域城市数字治理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南京、宁波、合肥、温州、湖州、金华、无锡、嘉兴、绍兴等长三角城市数字治理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中西部城市在数字治理方面呈现跨越式发展，以武汉、郑州、西安、成都、重庆等为代表。

面对挑战，对数字化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报告》指出，“新机制”突破，三融五跨推动治理机制体制变革。“新要素”配置，治理新需求驱动数据定向流通。“新空间”打通，数字孪生城市“一盘棋”治理。

“新技术”赋能，自动发现-处置-反馈形成自治闭环。“新基建”助力，为城市数字化夯实“数字底座”。

其中，近年来中国开始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要求全面提速5G网络、数据中心和工业网络的建设。5G、物联网筑就了畅通无阻的数据高速公路；大数据中心让海量数据得以分析和存储；人工智能让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更智能。未来，新基建将以数据流为核心，与城市治理有机结合，释放出更多数据价值。

在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耀看来，“双碳”目标下，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都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城市数字化后，治理成本一定会下降，包括人力资源消费的成本和城市治理中所有支持设施的成本。

“在建立数字化风险框架及落实数字化治理的支撑手段时，运用新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开展数据分析、风险识别、态势预测、控制部署与绩效测量，可以有效提高治理工作效率。可以说，数字化治理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机制。”陈伟说道。

陈伟认为数字化治理要有必要支撑手段，他用“五化”概括之。一是管理一体化，打造形成数字风险识别预警、检测、监测、保护、应急、响应于一体的数字安全管理平台；二是防御主动化，应用云原生、可信计算、国产密码等自主可控技术和零信任、自适应等安全机制，全面提升数字安全主动防御能力；三是运营智能化，数字安全的管理与运营往往非常复杂，需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及威胁情报技术，建设数字安全智慧大脑，做到安全自动化运营；四是操作实战化，需要积累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对抗中不断提升数字安全保障能力；五是恢复弹性化，无论是组织还是系统都需要有较强自愈能力，在遭受风险重创时能迅速恢复。

数据安全是底线

在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红利的同时，海量数据互联互通背后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全面数字化环境下如何建设有效的治理机制，保障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发展，是各行业必须深入思考的课题。

数据高效共享的同时，要实现数据共享交换全流程可监可控可追溯。整合分散孤立的数据信息资源，通盘考虑城市（群）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提升超大城市大数据设施和服务平台的辐射功能，构建城市（群）数字“大脑”，打破区域、部门之间的垂直、条块管理方式以及周边城市的信息孤岛。

据了解，9月，我国《数据安全法》已经正式迎来实施，其多项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措施，为数字化治理取得成效带来福音。而今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将紧随其后迎来施行，后续我国数据安全问题有望得到极大改善。

而对于企业来说，360集团大数据协同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钟力认为，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网络和信息安全不仅关系着企业的生命线，同时也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企业既要保证业务连续性，也要守住安全底线。

相关数据显示，安全产品供给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网络安全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为数字化治理提供了丰富的安全产品和技术保障。

对于政府来说，毕马威中国管理咨询数字化业务合伙人季刚认为，目前地方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三个部分：第一，把数字化的基础平台搭建好了，这需要大量的基建投资，有很多的IT供应商。第二，针对服务流程，甚至部门重组，在业务层面的变化，有很多部门是不是要合并、拆细、下放到基层等，还有一些工作的手册、流程制度也要做重新的迭代更新。第三，这也是最难的一个方面，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政府的服务意识也需要极大提升。

针对政务平台收集和存留的大量数据，季刚认为，地方政府需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对于数据本身的管理要落实下去，比如对很多数据要做敏感性的分级，数据安全的分级管理；第二，有了标准以后哪个部门做执行，在整个组织架构、业务流程上也要进行调整，比如数据管理可以放在安全部门，也可以放在合规部门，要有一个人牵头把标准贯彻下去；第三，政务数据量很大，就需要做一些信息化、数字化的投入来更好地收集、管理、监控这些数据，对政府来讲要有一套组合拳要管理好数据，有管理上的标准和制度，有负责的部门，还有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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